封面新闻记者 李贵平
7月20日，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启动了“成渝文旅新地标”大型评选活动，引起越来越多成渝地区人民的参与兴趣，也有不少专家学者对此展开研究和探讨。
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李勇先，就对川江沿岸成渝两地的自然人文景观有比较深入的研究。他指出，在川江沿岸，古往今来留下了众多亭台楼阁、庙宇神殿以及大量的摩崖石刻、碑林诗文等，人文与自然景观交相辉映。这些直接记录长江历史洪枯水位的题刻、碑记，反映了我国历代劳动人民的聪颖智慧。
贯穿于“双城”两地的长江石刻，具有一衣带水、一脉相承的艺术地位，且具有许多共同特点：都有丰富的历史内涵、史料价值，许多石刻为政治或文化名人所题，书法精美，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和交通水位测量功能。
三峡夔门石刻
石刻题诗作文，传颂人文故事
川江不仅是巴蜀重要的水上交通航道，也是极富厚重历史文化底蕴的水上人文长廊。历来歌咏川江“行路难”的诗作很多。李商隐叹“叠嶂千重叫恨猿，长江万里洗离魂”；郦道元在《水经注·三峡》里引民谣：“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宋之问的《高山引》：“攀云窈窕兮上跻悬峰，长路浩浩兮此 去何从。水一曲兮肠一曲，山一重兮悲一重”，更是将行路之难与远行之悲抒发到极致。这样一来，就出现了很多铭刻人文情怀的石刻，它们构成了川渝一带特有的交通活化石。
在川江沿岸岩石或江中的石梁上，古人常用凿刻文字的方式，记录当地水情变化，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水文资料。当年葛洲坝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以及三峡库区175米蓄水方案的确定，也参考了这些资料。同时，古人在水文石刻中题诗作文，传颂一个个人文故事。
李勇先介绍说，作为一种古老的文化遗迹，川江石刻由大量摩崖石刻、摩崖造像以及碑刻所组成，是川江人文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川江古人为何如此重视枯水石刻呢？民间流传，当年冬月至来年春季，川江枯水期水位越低，来年风调雨顺、获得丰收的希望就会越大。
于是，古人为了这个美好的愿望，每遇低水位的年份时，便在江中的岩石上一次次凿刻文字，又一次次期待低水位时石刻显露，获取丰硕的成果。
三峡夔门石刻
夔门石刻：清代“瞿塘”二字最醒目
李勇先透露，川江石刻中，最著名的有三游洞石刻、黄陵庙碑刻、瞿塘峡粉笔墙碑群、白帝城碑刻、龙脊石题刻、合川石刻等。
没有到过三峡的人,和夔门的最初接触,大概来自于我们每天用的钱。翻到第五套人民币10元钱的背后,便能看见雄伟的夔门夹江耸立。夔门,也称瞿塘关,位于瞿塘峡西端入口处,是长江进入三峡的起点。瞿塘峡是三峡中最短的一个峡,东起巫山大溪,西至奉节白帝城,全长仅8公里,却“锁全川之水,扼巴蜀咽喉”。河道狭窄,山势雄奇。
在巍峨壮丽的白帝城下，是长江从四川盆地进入三峡的大门，称为夔门，南有“白盐山”，北有“赤甲山”，两岸高山拔地而起，近江两岸壁立如削，恰似天造地设的一道大门，在曦霞、明月交相辉映之下，形成赤甲晴晖、白盐曙色、夔门秋月等自然奇观。
在夔门长江南岸白盐山断壁下，有一块千余平米刻满字体的石壁，这就是粉壁石刻，又称粉壁堂，上面刻满了篆、隶、楷、行字 体。它始于宋代，终于民国年间，其中清代张伯翔所书“瞿塘”二字最为醒目。
民国初年刘心源隶书“夔门”二字，古朴风雅。而之前南宋书法家赵公硕所书的《皇宋中兴圣德颂》，更是一块罕见的巨型壁刻，字体端庄，笔力雄健，技艺精湛，可谓长江沿线的名碑奇珍，具有较高的书法和文献价值。
在川东重镇万州西山，风景如画，林泉荟萃。历代骚人墨客多驻足于此，留下了五十多处摩崖题刻，其中流传至今的以南宋黄庭坚《南浦西山勒封院题记》（又名《万州西山南浦行记》，简称“西山题记碑”）和晩清拔贡谢仙荘的西山钟楼底部“处世格言碑”最为珍贵。
重庆涪陵白鹤梁
白鹤梁：记录72个年份的枯水历史
重庆涪陵白鹤梁，是涪陵城北长江中的一道石梁，冬末春初枯水季节露出水面，以约15度的斜坡呈一字形自西向东伸展，顺水方向长约1600米，主体部分220米，宽约15—20米，随水位高低而变化。
白鹤梁从唐广德元年（763年）所刻两条石鱼开始，有74个枯水年份的水位记录114段，是川江中记载水文变化年份最多的石刻，至今已逾1200余年，因此誉称为长江上最古老的水文站。这两条石鱼称之“广德鱼刻”或“唐鱼”，每条鱼36片鳞甲，一条口含莲花，一条口含灵芝。
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涪州州牧（刺史）萧星拱见“广德鱼刻”模糊不清，于是命石匠紧挨其旁边，重新凿刻了两条鲤鱼替代，每条也是36片鳞甲，一嘴衔莲花，一嘴衔灵芝。萧州牧重刻的这对鲤鱼水文价值最高，不知是巧合还是有意为之，石鱼眼睛的海拔高程为137.91米，与当地零点水位的海拔高程相差甚微，以此推算出了1200多年来川江枯水的变化周期，为葛洲坝和三峡水利枢纽工程的设计，提供了水量计算的史料数据，并且三峡库区175米蓄水方案的最终确定，也参考了白鹤梁的水文资料。
重庆涪陵白鹤梁
白鹤梁现存题刻165段，3万余字，石鱼18尾、观音2尊、白鹤1只，其中涉及水文价值的题刻有108段，记录着72个年份的枯水历史，是全世界唯一一处以刻石鱼为“水标”并观测记录水文的古代水文站，比1865年我国在长江上设立的第一根水尺——武汉江汉关水文站的水位观测记录要早1100多年，故有“世界水下碑林”的美誉。
朝天门灵石露脸，全城百姓争看
重庆朝天门也有著名的灵石。灵石上有自汉、晋以来题刻15段左右。1972年，当时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和重庆博物馆联合进行水文考古调查，发现朝天门附近有长约200米的石梁延伸至江心，分隔两江之水。但遗憾的是当年水位不够低，无法获得进一步的信息。
从东汉建武年间至今的近2000年里，朝天门灵石仅仅只显露过十多次，100多年才让人们见到一次它的“庐山真面目”。乾隆五年（1740年）二月灵石现身，全城百姓倾城而出，拥向朝天门，争先恐后观看。
朝天门灵石上的刻字
灵石最后一次露脸是什么时候，众说纷纭。《长江上游航道史》记载，自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重庆丰年碑现”以后，至今300多年尚未发现有露出水面的记载。文物专家考证，自清乾隆十九年（1754年）以后，就再也无人见过灵石，也没再被文献记载。也有文史专家说，灵石最后一次露脸是1937年，这年重庆大旱，从1936年6月至1937年5月，四川盆地连续300多天没下大雨，重庆城川江水位异常低落，降到了零点水位线下0.73米，支流嘉陵江的很多地方可以徒涉而过。船王卢作孚借鉴川路轮船公司经验实施的“川江枯水三段航行”就是这个时期。
重庆有文史专家说，灵石显露并不一定就是丰年。比如明弘治十七年（1504年）灵石露出水面，这年却大饥；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冬至来年（1684年）春，丰年碑又一次现身，该年重庆又是大旱大灾，5至8月基本没有下过雨，树木几乎都枯死完了。
2月5日至9日，朝天门水位跌落当地零水位线下，文物专家认为是寻找灵石的最佳时机，于是遍访老船员锁定范围后，组织人员在朝天门外的江边冲刷泥沙、挖掘探沟，希望“灵石现身”，但一直未发现灵石的蛛丝马迹。随着6月三峡库区开始蓄水，川江渝宜段水位提高，这次的岸上寻找工作是最后一次了，以后只能通过潜水员在水下寻找灵石。
工作人员制作莲花石拓片
李勇先介绍，忠县也有更多的洪水石刻，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县城西的斜石盘上刻有“大明庚申加（嘉）靖卅九年七月二十三日大水到此”的记录，石宝镇山羊村岩石上刻有“嘉靖三十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水蕊”的文字，蕊字旁划了一横线，表示水位。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县城西的斜石盘上又刻下了“大清道光二十六年七月十三日查出大水碑继”的洪水石刻。
川江石刻除了记录当地水文变化情况外，还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内容，以诗、记、铭等文体和书、画艺术再现，这类石刻称之为题记、题刻，表现形式最为普遍的是书法作品，以涪陵白鹤梁、云阳龙脊石为最丰富，有的字大如斗、小如粟，有楷、行、草、隶、篆各体，有颜、柳、欧、苏等各派，样样俱全，异彩纷呈，甚至涪陵白鹤梁上还有一条蒙文题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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