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是我国古代物质文化遗产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数目巨大。随着近代考古学的传入，学者们对青铜器的研究逐渐摆脱了传统金石学的束缚，形成了以考古学方法为基础的新研究，并逐渐发展成为主流。对青铜器的分期和断代是青铜器研究的先决条件。上世纪 80 年代，殷墟青铜礼器分期体系基本构建完成。但对殷墟一期青铜器的分期尚存在较大分歧。
对于青铜兵器的研究
首推李济先生。先生长期主持安阳殷墟的发掘，将小屯出土青铜锋刃器，分为了尖器、端刃器、边刃器、双刃器四类，将出土的戈、矛、镞进行类型学分析研究，并进行了年代早晚推定的工作。郭宝钧先生在长时间的工作实践中，将商周的青铜武器联合起来进行研究，并系统的论证了各类器物名称、使用方法，探究了各类器的起源。
林巳奈夫先生在考古学文化分期的基础上，将殷商文化分为了中后两期，并结合传统文献资料，详细的论述了各类兵器的演变特征。杨新平、陈旭二位先生在前辈学者们研究的基础上，将整个商代青铜兵器进行了型式划分，并对各类武器发展演变进行了分析研究④。陈志达先生也对殷墟青铜武器进行了类型学上的分型与分期，把殷墟出土的武器分为了三类：实战性武器、仪仗性武器、明器类武器。
重点介绍了实战性青铜武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殷墟的发现与研究》，其中有关青铜武器的介绍也与陈志达先生的观点大同小异。郭鹏先生将殷墟青铜兵器分为进攻性与防御性两类。并把进攻性兵器分为了远射、近搏、卫体三大类来研究。其中，远射类包括有青铜镞；近搏有戈、矛、钺三类。最后，郭先生分析了殷墟青铜兵器形制的演变与发展，并提出了殷墟青铜进攻性兵器组合关系。
杨泓先生对各类青铜兵器的类型分析，并相应的探讨了各类器的起源。朱凤瀚先生对殷墟出土的各类青铜武器做了深入的研究，并对各器型演变做了研究，强调不同区域间青铜兵器的联系与异同。郭妍利先生根据其博士论文，将商代青铜兵器进行类型学分析，相应将其分为了三期七段，认为其发展演变没有缺环，经历了产生、发展、鼎盛三个阶段；并基础上，进行了青铜兵器组合关系研究，最后探讨其青铜兵器的源流。
戈是青铜时代最常见的用于进攻性肉搏的武器之一
是除了镞之外，殷墟青铜兵器中最多的一种，是殷墟成套青铜兵器组合中的核心器物，简直堪称三代武库之主宰。对于殷墟青铜戈的研究，往往是将三代戈进行整体上进行研究的。1931 年，李济先生对安阳发掘出土的铜器形制，并结合文献排列出了由商与西周的无胡无穿戈、单穿有胡戈，到春秋战国戈的演变趋势。
虽然这篇文章没有对器物进行型式的划分，也无地层和共存关系的支撑，但毕竟是较早的运用类型学方法的最初尝试，意义也是非凡的。杨锡璋先生对殷墟青铜器戈专题性的研究，对戈的形制演变做了论述，并认为三角形援戈起源于陕西汉中地区。李健民、吴家安二位先生在对中国古代青铜戈，按商、西周、东周的时代顺序，兼顾边远地区所出的青铜戈，进行了全面的讨论，为铜戈的综合研究提供了基本的框架。
沈融先生将晚商青铜戈分为殷墟早期、殷墟中期、殷墟晚期阶段。将第二阶段的青铜戈分为了三大类、六个型，并介绍青铜戈的使用方法。在对三角援青铜戈叙述的时候，先生认为此类戈的起始阶段就在二里冈上层至殷墟一期这一时间段内，并指出其相对于直内青铜戈的优势所在。程永建先生对中国古代銎内戈进行了综合的研究，并探讨了有銎铜戈渊源。
结论：
但59WGM1 出土的那件銎内戈并未包括进去。我们同样追溯到较这一阶段为早的二里岗阶段。关于二里岗阶段的青铜器，学者们已然做过许多研究。岳洪彬先生认为此阶段的“觚爵配制”已经形成，但并不是十分固定。特征为爵觚数量并不是很稳定，且单一爵出现比例也较“爵、觚”同出为高。朱凤瀚先生也认为此阶段的此阶段的觚、爵有较多的等量相配，但似并未形成严格的等量相配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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