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姥姥不是我奶奶？
文 | 王芫
（作家）
关于口述历史，我有一次失败的尝试。
我从小是由姥姥带大的。姥姥和姥爷感情不好，姥姥对此的解释是：“他不喜欢我，因为我是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
姥姥19出生于河北农村，从小就和我姥爷订了亲。十岁那年，她的生母去世，父亲再娶，她在家里受到冷落。1937年，日本人占领了华北，乡下兵荒马乱，一个17岁的女孩在乡村生活实在危险，姥姥的父亲遂决定把女儿赶紧嫁掉。
订亲的时候，两人同为乡村少年，可如今男方已经到北京上学去了，两人就有了差距。姥姥的父亲不管那么多，雇了一辆马车，把我姥姥送到未婚夫在北京的住处，扔下她就走了。未婚夫倒是没悔婚，但婚后两人关系并不好。于是，不论为什么事闹矛盾，姥姥都会一言以蔽之：“都是因为当年被娘家上赶着送来的。”
被“上赶着送来”到底有多可怕呢？我从记事起就开始思索这个问题。我上小学之前，马车还可以长驱直入至北京城的核心地带。闷热的夏夜里，我们开着窗户睡觉，能听到马蹄踏在柏油路上的声音，踏跶踏跶踏跶??声音越来越近，车把式一声长长的“吁——”，马车便正对着我家窗户停下。姥姥家楼下有一个副食店。接下来便是“噗”“噗”“噗”，车把式将瓜扔给店员，偶尔一声“啪”！瓜不慎被摔在了地上。只要听到“啪”的一声，我姥姥一大早就会下楼去买处理瓜。于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上赶着送来”总是与降价处理联系在一起。
《青春之歌》讲述了主人公林道静不断与命运抗争，最终走上革命道路的艰难历程。
上世纪70年代，我读到了《青春之歌》。主人公林道静也生于上世纪代的河北农村，也有个后妈，也在父母的压力下嫁给不喜欢的人，但她进行了反抗，走出了自我的牢笼，把个人生活与波澜壮阔的时代融合到了一起。这本书开启了我对姥姥的批判模式：瞧瞧人家杨沫，和您出身差不多，怎么人家的生活就这么有意义呢？我当然知道林道静的故事是杨沫编的。但我姥姥能编出《青春之歌》来吗？肯定不能！她翻来覆去永远只有那一句话。所以，杨沫与林道静的差别，远远小于她与我姥姥的差别。
可以说，我在那时就有了叙事的自觉。我认为一切小说都是自传。就算情节并非作者亲历，只要写下来，他/她就在心灵层面把那种生活过了一遍，从而区别于其他作者；另一方面，一切自传也都是小说。“被上赶着送来”是真的，夫妻关系不好也是真的，但“夫妻关系不好是因为被上赶着送来”，就属于创造了。
一晃又过了十年。1986年，正在上大学的我读了莫言的《红高粱》之后，重新发现了姥姥的潜力。“我奶奶”九儿和我姥姥的经历何其相似啊！也是抗战时期，也是包办婚姻，也是烽火硝烟，国仇家恨，乡村公路上的马车，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姑娘??甭说了，您就擎好儿吧。
我一溜小跑来到我姥姥家，求她给我讲故事。
图为据《红高粱》改编的同名电影截图。
“你想听什么？”我姥姥兴奋得两眼放光。
“就讲你父亲雇了一辆车，送你上北京??”
她的脸一下子就拉了下来：“那有什么好讲的？要不是当年娘家上赶着把我送过来，我至于一辈子受这么多窝囊气吗？”
我努力调动课堂上学到的采访技巧，从细节入手提问：“走了多久？天气怎么样？谁赶车呀？是我太姥爷亲自赶车吗？”
我姥姥摇摇头：“不是，雇了个小伙计。”
听见没有？小伙计！读过《红高粱》的人都会知道我在盘算什么吧？我想从我姥姥这儿挖出“我奶奶”的故事。
“小伙计多大年纪？长什么样子？怎么雇来的？以前你们认识吗？”我的问题一个接一个。
我姥姥想了半天，末了只说了一句：“他呀，特别能吃。”
《红高粱》中男主人公在为女主人公抬轿的过程中，爱上了女主人公。图为电视剧《红高粱》截图。
小伙计的饭量开启了我姥姥的意识流，但她很快就重新流回到自己的核心叙事上去了：当时兵荒马乱，路上怕土匪抢劫，值钱的东西一律不敢带，只带了够吃两天的干粮。好不容易到了北京，除了身上穿的，连一根多余的线头都没有。就这么身无分文被娘家上赶着送了来，婆家人怎么能瞧得起？
我成为下一个莫言的愿望就这样灰飞烟灭。
姥姥1997年去世，永远带走了她的故事。如果不是最近的口述史热，我恐怕再也想不起这段被埋葬的记忆。我看了一些如何做口述史的教程，想琢磨一下如果时光倒流，我可否在技术上有所改进。我发现，很多教程都开宗明义地写道：要尊重采访对象，耐心倾听。而我压根儿没打算倾听。我带着故事框架先入为主，在我姥姥拒绝被叙述成“我奶奶”之后，气急败坏地中断了采访。仔细想来，我姥姥其实挽救了我。如果当年她帮我把故事编圆，如今我的履历上就会有本让自己脸红的拙劣模仿之作了。
刊于《财新周刊》第1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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