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3月11日发生的东日本大地震，以及此后引发的海啸、核事故，对日本国家、社会、经济、文化的各方面均造成巨大冲击。面对这种形势，日本历史学界的研究热点也迅速转向地震问题，于是将地震问题作为研究重点的环境史学成为学界的热门。自大地震发生以来，日本历史学界久负盛名、影响巨大的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及其主办的《历史学研究》杂志反思环境与历史之间的关系，历史学研究会几乎在每年的年会上都对环境史研究进行专题性讨论，《历史学研究》不仅专门刊发了10期“3·11以后的历史学系列”，还加大力度发表了不少环境史研究论文、推介环境史的新成果等。梳理这些研究成果，可以总结出日本环境史最新的发展轨迹、学科建设方向、研究力量组成等等。
东日本大地震以来日本环境史学的发展与创新撰文｜陈祥
陈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环境史自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诞生之后，开始形成一股新史学思潮，并对世界各国的历史研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其对日本史学的影响直到近年来才得到我国学界的关注。不过，囿于日本环境史学发展的特殊范式，国内学界整体上对日本环境史学的发展关注不够。加之，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日本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产业公害成为学界重点关注的问题，因此日本学界进行了大量的“公害史研究”。受此影响，国内学界对日本环境问题的研究也呈现出重公害的倾向。但是，3月11日东日本发生大地震，并引发海啸，致使福岛核电站发生严重的核泄漏，这一事件对日本整个国家和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此背景下，日本历史学界转而对环境、灾害等问题投入更多的研究力量。本文选取日本历史学界颇具影响力的“历史学研究会”和《历史学研究》在环境史研究方面的转向加以梳理，以期弄清日本历史学界在环境史研究领域的发展与学术创新情况。
“历史学研究会”是日本国内最大的历史学研究团体，目前会员主要由历史学科研人员、历史学爱好者组成，共计2200多人，在日本历史学研究界拥有重要的影响力。该组织可以追溯到1931年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的青年们为主体成立的“庚午会”，1932年改组成立了以“历史大众化”和“历史的科学研究”为目标的历史学研究会，延续至今。目前，该研究会标榜“不问学历、学阀等旧权威，坚持以‘民主主义的、世界史的立场’、发展‘科学的历史学’为目的”。研究会通常每年5月召开一次大会，下设全体会、古代史部会、中世史部会、近世史部会、近代史部会、现代史部会、合同部会、特设部会等几个分会，在每一个分会安排数名日本优秀研究者发言，他们的研究成果此后往往发表在研究会主办的《历史学研究》杂志当年的增刊（论文集）上。该杂志创刊于1933年，是日本历史学界久负盛名的学术杂志，目前以月刊形式刊发，内容包括论文、时评、书评、史料文献介绍等。
因此，通过考察东日本大地震后的历史学研究会和《历史学研究》的新情况，弄清日本在环境史研究领域做出的种种努力与转向，或许可以达到“管窥一斑，可见全豹”的效果。
一、近年来历史学研究会年度大会上的环境史探讨
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历史学会很快意识到这次重大环境危机将对历史学提出许多新的问题，度大会的与会学者都意识到需要以此次重大灾害事故为契机，加强日本历史学界在环境史研究方面的力度。因此，历史学研究会在《历史学研究》10月刊行了专题“紧急特集——东日本大震灾·核事故和历史学”，开始向环境史方向发展做出调整。自起，历史学研究会在每年的大会讨论中，都会在多个分会上提议开展环境史相关研究。其中，特设部会几乎成为每年讨论环境史研究的专门分会。（参见表1）
度大会多个分科会对环境史的探讨表明，日本学者深刻意识到大地震、海啸和核事故将促使日本历史学界做出新的变革。中世史部会上，学者们认为应该重视灾害和战争的研究，分会的报告设定了战争、和平与环境、灾害等相关的议题，认为“中世时期以村落存续与民众生存为中心的研究亟待加强。”现代史部会上，研究讨论的焦点置于“围绕社会开发及环境、福祉等问题，并随之产生多种社会运动的1950—1970年代”。合同部会上，重点讨论了城市共同体的概念。以往日本学界大多用共同体概念解释农村社会，合同部会将其用来研究自然灾害导致城市共同体的危机，考察其历史意义。特设部会是日本历史学界从环境史视角正面展开研究的分会，认为日本的自然灾害都体现为天灾和社会性灾害的结合，更是人灾造成的复合型灾害。历史学者们认为需要重新调整研究思路，既要以3·11地震为契机，加强此前历史学研究会未曾重视的灾害研究，还应该对当下的灾害情况展开研究。灾害是天灾和人灾的复合体，导致特定地区灾害集中频发不是偶然现象，要考虑这些地区在灾害发生前有过哪些构造的变化，是否存在和自然环境密不可分的产业开发等等，这些历史的、人为的因素是导致灾害的根本原因。该分会强调维护人类的生存条件是赋予历史学研究的新课题。
的合同部会上，日本学者从“海域”视角进行深入讨论，认为海洋（包括半岛、海滨和岛屿）作为人类的特定活动场所，构筑起了人们之间相互交流的网络，并进一步对作为人们活动场所的海洋本身展开分析，认为它是独立促进历史学发展的力量和重要的研究领域。这一研究倾向对中国的环境史学发展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国内学者包茂红曾撰文认同日本学者的创新工作，认为这是“为海洋亚洲研究领域增添一个新的、环境史维度。”特设部会的“追问3·11后的‘复兴’和运动”是3·11地震之后历史学的新探索，在运用新的史学分析方法和视角的基础上，从全球化视角对日本灾后重建、战后日本的反核运动、核开发体制等展开讨论，以启示世人。
的全体会是日本学界对环境史的集中反馈，大会以“从环境追问帝国/帝国主义”为主题，认为“环境史是为了弄清人与自然之间丰富的关系，其成果超越了以一个国家作为限定范围的时空界限。本次大会，以环境为切入口，追问帝国和帝国主义，也是从世界史角度出发对历史学的创新性尝试。”环境史转向是日本历史学界“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改革”，、、的历史学研究大会就明确提出了以“生存”“生命”为主题的新研究方向，可见的研究大会全面呼应环境史研究不是空穴来风。的特设部会以“从地域到世界——思考危机时代的历史教育”为主题，认为“以当前的利害为例，回避、不反省以自我为主的方法处理人类未来和过去的关系是多么危险的事情，这从3·11东日本大地震和核电事故中已经表露无余。历史学的重要性没有任何时期比现在更为重要。”
的近世史部会，以“日本近世的自然资源和政治、社会”为主题，讨论了自然与人的关系史。在该分会上，日本学者认为“其背景就是受到被称为‘环境史’研究潮流的影响……环境史在80年代被介绍到日本，加上社会对环境破坏日益关心而受人瞩目……近年来大规模的自然灾害频发为背景，日本史对环境的关心进一步高涨。”在环境史概念登场之前，日本近世史学界就已经进行了不少学术的积累，主要从林业史、渔业史范畴，从生业场所的“山村”“渔村”展开研究。因此，近世的环境史研究主要是从资源利用角度出发，重点“围绕自然资源的管理、利用的种种关系性……研究近世社会或人类的生活受到自然方面限制而形成的特定模式。”
总之，在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全面关注历史学与环境问题的结合，几乎每年的大会上都会有分部会对环境史展开讨论。经过多年的努力，“环境史”概念在日本历史学界获得了广泛认同，从历史学与历史问题的视角对环境问题展开探讨已经成为日本学界的共识。
二、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的环境史转向与“3·11以后的历史学系列”
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在《历史学研究》上开辟了“3 ·11以后的历史学系列”专栏，讨论3·11地震对历史学产生的影响，在—的3月、9月连续刊载10期。该系列下设提言、史料与展示、时评、书评、史料·文献介绍等几个栏目，重点从灾害与历史、灾害与运动、灾害与资料、灾害相关研究新成果、史料文献推介等几个方面着手，对东日本大地震展开历史性反思。
日语“提言”可以译为建言献策之意，设置该栏的目的在于，“经历3·11事件后，历史学需要思考什么？组织历史学之外的其他学科进行各种积极的讨论”。因此，探讨该栏目，能够掌握日本历史学界的动向，了解其今后将在环境史学方面做何种努力与尝试。“史料与展示”栏目更多体现了环境史研究的社会化功能，通过博物馆向民众展示相关研究的实物成果。“解读灾害和海啸的史料，保存、抢救与3·11相关的史料，并尝试将这些史料在全国各地展示。”笔者认为这种研究动向颇值得国内学界关注，国内的史学界与博物馆学界大多更重视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物品的展示，而尚缺乏从环境、灾害史的角度加强研究成果的展示，以唤起民众对环境史学的关心。“时评”栏目主要是针对东日本大地震后发生的大规模反核运动和反对日本核政策展开评论性的论述。此类文章更多属于历史学借鉴环境社会学、环境经济学、环境政策学等相关研究思路，以增强历史学对当代社会的影响和借鉴作用。“书评”栏目重点介绍与核、地震、灾害、海啸等相关的研究成果，通过书评的推介，使得日本最新的灾害相关研究得以与日本史学界分享，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环境史研究的发展。“史料·文献介绍”栏目和书评栏目颇为相近，只是更为概括性地在《历史学研究》上介绍与环境、灾害相关的历史学成果和资料，以唤起学界对环境史学发展的重视。
日本对自然灾害的反思本身就是日本环境史学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也是“日本史学界在环境史研究领域明显有别于西方史学界”的趋势之一。笔者选取“提言”栏目中与环境史相关的文章，通过梳理其中为日本环境史发展而提出的一些颇有建设性意见的成果，或可弄清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对自然灾害与历史问题进行研究的未来发展路径与创新的可能（参见表2）。
（一）灾害史和区域史研究应纳入环境史学范畴。日本历史学界很早就关注灾害史，以及灾害对地方区域的影响。峰岸纯夫是日本灾害史研究专家，他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日本的历史学研究主要关注发展史、开发史，将重点放在城市的发展与建设方面，而灾害史研究更倾向于“自然环境决定论”。因此，“需要推动灾害史研究，以过去的数据对近期、未来的灾害进行预测，努力将受害降到最低。……仅仅以文献史学为中心的传统历史学很难担起此任，需要从考古学、地理学、地质学、地震学、火山学、气象学、建筑学等相关领域学科出发进行跨学科的研究。”这种对自然环境要素展开跨学科研究的呼吁，迫使日本史学界突破传统的灾害史研究范畴，在更广阔的环境史领域内进行跨学科研究。
菊池勇夫从地方灾害史视角出发，将灾害定义为“地震、海啸、火山喷发、风灾水害、冻害、火灾、疾病、环境污染、战争等自然的、人为的灾害。”他认为，在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历史学如果不将灾害史或自然、环境史纳入考察，则断代史、区域史将不足以言之凿凿。”因此，随着灾害史和区域史研究的扩大，“重新审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迫切需要从可持续发展的地球环境和区域社会的构成出发，进行整体、综合的思考。”友泽悠季从环境社会学的视角出发，反对历史学不做“当前问题”研究，强调基于史料基础上进行严密的实证研究，这样研究“当前问题”反而能使人获得身临其境的历史感，她推崇小田康德的公害史研究方法，小田康德在20世纪70年代公害问题刚成为社会问题之时，就开始积极从长时段思考和研究这一问题。冈田知弘认为事态稳定下来之后，需要加大力度对受灾地区和核能开发等展开历史研究。他认为区域灾害史研究是“了解地区产业历史、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相互关联的地域史而展开的研究……在为了生存的‘地域学’研究中，历史研究人员将发挥重要的作用。”野崎泰伸基于伤残人员史，强调需要从阪神·淡路大地震对受害伤残人员提供救助的经验出发，结合震灾发生前在神户及周边地区的伤残人士的运动，通过描述日本政府实际的援助措施，使之成为探讨区域现代史的组成部分之一。
（二）资料、文化遗产也应进入环境史学的视野。环境史学近年来能够作为一门跨学科的新兴学科被日本历史学界所认可，究其原因最为关键的一点是，日本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保存了相当庞大的文献资料，其中有许多与日本环境相关的文化遗产。峰岸纯夫认为，相关文献资料需要史学界重新加以重视，“以日本全国寺庙神社为中心，保存了大量的以年代记录的资料……需要文献研究人员全力对这些史料展开研究与讨论。”
保立道久以历史学者身份参加日本科学技术学术审议会测地学分科会，对未来提出建议：“（1）推进历史上的地震、火山喷发相关史料的收集与校订工作，（2）推进相对滞后的考古数据的系统性整理，（3）史料、考古数据、地质数据的成体系整理，通过近代的观测数据对比、整合，建构便于使用的数据基础。”大平聪从地域史料研究视角进行论述，提出积极开展受灾资料的拯救工作，哪怕是多收集一份资料也能够为从区域史角度还原区域历史提供有价值的史料。奥村弘认为应该将震灾和核灾的记忆传给后世，必须加大力度保护震灾遗迹和区域震灾资料，并加以综合利用。他强调日本各地的大学历史学者应当成为区域史与全国相关人员的重要纽带，大学应该成为区域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并促进日本全国“史料网络”的形成。稻叶继阳从熊本地震出发，强调虽然在震灾中受害的大多不是日本国家确定的历史遗迹或文化遗产，但作为历史学者却不能忽视这些在民间的“未指定文化遗产”。他以自己的教学与科研为例，在熊本大学文学部历史学科引入了近世村落论和地域社会论，积极搜集、整理散落在地方民间的古文书，并倡导加强对民间文书的数据库建设和更新未指定文化遗产的数据。
（三）经验教训的传承是环境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历史学的重要社会功能之一是能够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加以传承。近年来的日本学界在进行环境史研究时，尤其重视这一史学功能在新兴历史学科当中的发挥。河西英通认为日本东北的区域史不仅仅是地方史，更是世界史的一部分，他还突破了灾害问题研究的狭小范畴，直接向历史学和历史学家发问：“认为历史学家的最大使命是与死者一起抗争的同时，也要与生者一起抗争。对历史学家而言，要让人们坚信历史是真实存在的，就要肩负起连接历史中的死者和生者的使命。”
奥村弘将阪神·淡路大地震和东日本大地震加以结合，思考其中的经验教训，提出“记忆历史化和教训历史化”的倡议，强调历史学者在其中担当的重要作用：“将历史学在其中加以自觉运用，在深化对社会的理解当中，进一步思考记忆的一般教训化”。土方正志从出版社编辑的角度出发，以“受灾地区出版人”身份，呼吁加大力度保存灾害资料、传承地方文化。同时，日本东北地区受灾的三县出版社以震灾为题，与东北的作家、研究人员共出书127册，这些来自日本东北的受灾经验将成为传给后世的重要遗产。
以上归纳了“提言”栏目有关日本环境史发展的三类建议，从中可以看出，日本历史学界对环境史的发展表现出一种急迫的心理，但日本环境史的发展方向也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不过，日本史学界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即对灾害发生前后的资料进行整理，将有助于环境史学科的发展。此外，该系列的时评性文章数量也颇多，可见日本的环境史研究还没有形成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尚处于摸索阶段。
三、东日本大地震以来《历史学研究》上发表的环境史相关论文
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和《历史学研究》还刊发了与环境史研究相关的三组特集与部分论文，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日本的环境史研究。这些文章主要围绕环境史研究方向、问题、方法等提出思考，此外还有不少文章是对环境史展开的具体研究，颇有日本特色。（参见表3）
（一）对灾害史、环境史研究重要性的再认识。11月的《历史学研究》刊登了一组关于东日本大地震对日本环境史研究影响的文章，堪称日本学界对加强环境史研究的一次集中呼吁。学者们虽然对“环境史”概念并没有采取一致性的用法，但都从各自研究范围展开论述，意识到日本史学界需要加强“环境史”、尤其是灾害史方面的研究。
平川新认为，日本历史学自古以来就存在灾害史研究领域，近年来转而以环境史称之，主要对人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所处的位置提出问题。即便为数不多的从事地震、海啸研究的学者，也出现了这种变化趋势。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地震之后，多个学术杂志都连续发表了灾害史的研究特集，平川新在就断言东日本大地震之后，日本学界对灾害史、环境史的关心将会再次高涨。这种高涨导致resiliency（恢复、复原）一词成为日本学界关注的重点。日本历史学界对环境、灾害问题的本身与现象不太关注，更为关注灾后社会重建的过程。有鉴于此，平川新呼吁日本的研究人员：“希望能够在灾害发生前就进行资料保存，特别是将照片记录有效保存。我们不要等到失去了才行动起来，而要在失去之前就应该着手准备，这样才能将历史遗产传给未来，并用于历史研究。……期待日本各地能够积极进行史料保存。”
保立道久认为西方历史学中，环境史是在社会史、经济史研究基础之上继续发展的结果，西方的社会史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保持着强有力的地位，或许正是因为囊括了环境史研究之缘故，且环境史研究还得到了文理融合体系的支撑。这种基于自然科学的研究与推论还能够进行全球范围的讨论，各种基于自然科学研究范畴而确定的历史，使得在世界史的视野和框架内弄清事实的真相变得更有说服力。社会史→环境史→世界史的扩展过程，正是日本社会研究所欠缺的。但是，他在谈及日本学界时没有直接使用“环境史”概念，而是采用了“历史环境学”的概念。他意识到，如何将历史信息学和历史环境学加以有效组织，日本学界全体对此加以充分讨论正当其时。从社会构造的矛盾的侧面，探讨环境破坏导致生产力的破坏、自然本身的破坏是历史学固有的课题，历史环境学将所描绘出来的环境危机置于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定位，是历史学界应当全力以赴的重大课题。
北原糸子是日本灾害史研究著名专家，在她看来，“此前，日本历史学界并没有从根本上重视灾害史研究的重要性，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以来，重新审视灾害史的动向日益显著。”她在30年前就提倡需要加强对灾害社会学的研究，与前文平川新所述的日本学界更关注灾后重建一样，她认为历史学在研究历史上灾后重建方面应该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换言之，作为研究历史的学者，提倡灾害社会史的原因是，灾害发生后能够让人看到社会横断面，可以看到社会的深层。灾后重建必须建立在深刻认识这点的基础之上。”奥村弘除了主张日本历史学界应该加强对灾害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之外，也认为历史学者应该在灾后重建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更重视历史学者应当如何将区域内的历史记忆向后世传承，在保存区域历史遗产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环境史研究引发对共同体概念的重新审视。20世纪初，日本学界在参考日耳曼法的共同体理论基础之上，对日本村落共同体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20世纪30年代逐步形成了以戒能通孝为代表的共同体概念研究，认为日本近世的村民总体构成了“作为生活协同体的町村”，伴随明治时期的町村改革，村落数量不断减少，但在这一过程中是行政单位的町村改革，而不是对“生活协同体的町村”的变革，村落社会的行政职能随着近代国家的权力强化而被吸收，但作为生活共同体的功能依然十分牢固地存在。该理论在30年代随着日本加快侵华步伐，也被用于对中国农村问题的研究，成为日本对华认识最核心的理论之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公害问题日趋严重，戒能通孝在退休之前，和都留重人、庄司光、宫本宪一等日本公害问题研究专家组建了“公害研究委员会”，并创办了至今仍对日本环境问题研究影响重大的《环境和公害》杂志。在该委员会内，戒能虽然主要从人权、公害法的角度对日本环境问题展开批判与研究，但其早年所形成的共同体理论却随着公害运动、受害群体抗争等，逐步被引入到环境问题研究当中。
正是基于这种学术研究传承的脉络，《历史学研究》6月号发表了特集“资源使用、管理的历史”，对日本此前环境问题研究中关于“共同性”进行了分析。“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何种联系？……特别是自然界如何维持人们的生活和生产？要更加关注作为重要资源的水和山林、草地等可再生资源的使用与管理。其中，需要重点讨论无法区分国有与私有的传统性共同体所具有的‘共有’（commons）如何加以定位，以及资源使用的‘共同性’问题。”二战后，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围绕资源的使用、管理，出现了主体之间的严重对立。在产业废弃物处理场、山林保存、水坝建设等问题上，民众日常生活中就这些资源的使用与管理，与国家之间产生过严重的对立。讨论这些问题，不能完全局限于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还需要弄清围绕资源周边的各种社会关系的变迁，就与资源使用、管理的主体关联性而言，需要从历史学的视角加以把握，对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历史展开探讨。在这些学术探讨当中，不少是关于“土地所有”和“共同体”的，围绕资源考虑人与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就必须直面资源背后的各种社会“权力”，因此需要弄清维持、保护资源运作机制背后的国家、区域、共同体等利益主体的关系。
后藤雅知从近世后期岩槻藩在房总半岛领地内进行原木砍伐和烧木炭过程中，对藩政如何管理山林资源展开了论述。多和田雅保从近世山林砍伐角度入手，围绕江户等大型城市的木炭需求供给，对以村内、村外人员组成的伐木队伍和砍伐场进行了研究。饭田恭通过比较近世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中的普鲁士和日本，认为以往的研究大多重视社会转型时期君主、领主所拥有的森林权，而排除了农民在这些森林中所拥有的权利，这一点值得社会史、环境史加大力度进行研究。柳泽悠对印度的森林、未开垦土地等“共同资源”的利用加以研究，从资源管理体制出发，认为，虽然村落共同资源在区域再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十分低下，但水利、灌溉等则属于村落不可或缺的资源保护共同行为。水野祥子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帝国的森林管理制度和当地居民的土地利用分析英帝国的林学和森林政策，认为，通过向当地村落共同体管理的林地引入混合造林法，从而使得英帝国各地的生态体系在和当地社会接触的过程中，形成了符合当地居民习俗习惯的土地使用制度下的森林管理方法。
高柳友彦对日本目前的“资源使用”在环境史研究中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在他看来，“近年来，发生了全球性的环境和能源的危机，使得‘资源’的使用和管理日益得到重视，特别是在环境经济学和环境社会学领域对现状做了很多分析，积累了丰硕的成果。因此，在对‘资源’使用和管理的发展史日趋受到关注的过程中，需要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将‘资源’作为研究对象的重要性加以重新认识。”
综上，日本历史学界已经利用《历史学研究》平台，对环境史研究的重要性发出呼吁，并在学界产生共鸣。日本学界虽然对如何进行环境史研究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已经充分认识到环境史的重要性，并从中寻找环境史研究的新问题和新视角。此外，“共同体”理论被用于研究现代“资源”问题，成为日本环境史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这或许是近年来日本在环境史研究领域的一大创新。
四、《历史学研究》推介的环境史著作
传统历史学界比较重视书评和资料推介，通过介绍与总结最前沿的学术著作能够对学界的发展提供思路、指明方向。日本历史学界较好地继承并发展了这种研究方法，在《历史学研究》上开辟了“史料·文献介绍”和“书评”专栏，几乎每期都会对最近几年的一些科研成果进行介绍。东日本大地震以来，《历史学研究》积极推介能够对日本历史学发展起到启发作用的最新环境问题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除了历史学研究之外，更多是其他学科领域对环境问题展开的思考，这种成果推介将对日本环境史学的发展起到良好的引导作用。下文将对这些被推介成果展开论述，以期探察《历史学研究》对日本环境史发展的一些“设想与思考”。（参见表4）
10月号的关键词是地震和海啸，主要围绕东日本大地震和海啸，对发生地周边的相关海啸研究成果进行了推介。其中，《仙台平原的海啸史——大型海啸袭击仙台平原》一书的作者饭沼勇义是日本一所中学的教师，对仙台平原的海啸史进行了40多年的研究。他早在1995年出版该书时，就通过对历史上席卷过仙台平原的贞观海啸（869年）、庆长海啸（16）、明治三陆冲海啸（1896年）的详细研究，提出此地还会发生大海啸因而需要严防的建议。山下文男将近代日本发生的几次大规模地震引发的海啸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报纸、震灾日志、调查报告、研究文献、访谈集等史料的搜集，说明人类在面对大规模自然灾害面前是“灾害弱者”，强调需要对海啸的记忆加以继承，从而寻求在整个地方区域社会建立一套训练有素的避灾机制和应对措施。吉村昭是一名作家，从微观的个人体验视角出发，通过手记、作文、访谈等形式，对三次三陆海岸遭受的海啸进行了研究（1896年、1933年、1965年）。广濑隆从核污染角度出发，在大地震之前就对当时国际上广泛推进的原子能计划提出了异议，对日本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将引发核事故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指出了日本很可能会因为大地震而导致核设施的破坏，引起连锁反应。川村凑是一位文学研究学者，在日本文艺评论方面颇负盛名。他在《福岛核电站事故人灾记》一书中突破以往的研究范式，搜集了3月12—25日两周之内互联网上针对核能开发的各种评论，以个人日记形式记录并做了评论。
6月号的专题是“资源”使用、管理的历史，重点对环境史研究成果进行了推介。其中，《环境与历史学》一书是史学会大会的论文集，该书主要回应了日本学界对环境史研究存在的一些疑问：“虽然没有人会怀疑环境史是历史学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但自然环境在历史研究中发挥何种作用？……就社会对环境的关心而言，历史研究应该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麦克尼尔的《20世纪世界环境史》在出版后被翻译成日文版，他在第4章、第5章谈到日本的环境事例，并指出水俣病事件中水银对海洋的污染是历史上最恶劣的事件。岩渕孝反对所谓的“地球崩溃论”，提出“人口、粮食、资源、环境问题解决进程中的发展问题是什么……虽然我们都十分坚信‘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但我们还将不得不继续直面这一未解决的课题。”泉留维等四人对历史上的区域资源使用和管理展开讨论，而这些与现代的财产分割、管理存在着历史关联性，颇有现实意义。
3月号主要探讨了核与灾害。其中，斋藤善之、高桥美贵重点关注了海村社会，将自然加以区分，根据区域社会的多样性梳理出自然环境与人们的多样联系。从三陆地区的自然资源使用与管理视角，描绘出近世日本东北地区的社会面貌，可以被视为符合生业复合论、环境史研究视角的成果。若尾祐司、本田宏则根据德国于5月30日做出的到为止停止核电的决议，梳理了德国的核能发展与社会发展史，思索“德国到底是为何重点转向生态保护，如何产生这种思考的呢？为何很多德国人反对使用核能呢？”北原糸子、松浦律子、木村玲欧三位学者分别从事灾害史、地震学、防灾心理学的研究，她们整合了100多位人文、社科及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以通史的形式将日本历史上发生的灾害问题做了梳理。这种跨学科的学界整合型工作将会对今后日本灾害史学科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9月号推介了将日本东北地区的区域史和环境史结合的研究成果，入间田宣夫、菊池勇夫、斋藤善之以“海、河流和道路”、“灾害和环境”两个部分编写了《交流和环境》一书，其中“灾害和环境”部分收录了农耕灾害、水灾、海啸、鱼油资源、山野使用、明治期霍乱、雪灾等论文，将灾害和环境问题很好地加以综合讨论。
9月号对近代以前的日本环境史进行了重点推介。其中，井原今朝男认为：“目前为止的庄园史、村落史、开发史、技术史、民众史、生活史、产业史、灾害史、气候史、人口史、宗教史、思想史、景观论等都有许多范围广泛的研究成果，他试图编辑这些成果做成‘综合性的东西’，以求构筑起‘环境史’研究”。大门正克等人围绕“生存”问题，对发生东日本大地震的东北地区进行区域史研究，从而对日本历史学界今后的方向做出思考，“历史学要向现实社会靠拢，围绕今后应该深入开展研究的内容……应该从受灾史料的拯救和保存、灾害史的方法、核能问题的历史等几个方向展开讨论。”
9月号推介了两部著作，分别是从海啸灾害和区域开发视角展开的。其中，北原糸子将此前个人里发表的关于海啸相关研究论文整理成书，全书分成五个部分：灾害和日本的近代社会、明治三陆海啸、灾害和家庭、灾害和记忆的继承——海啸纪念碑的意义、重新审视海啸的历史——南海地震海啸的威胁。松本武祝从产业开发角度对日本东北地区展开研究，通过引入批判的研究手法，将东北地区的产业发展和资源破坏归结为该地区实际成为日本的“国内殖民地”的结果。
东日本大地震之后，《历史学研究》对环境史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频次较高的推介，对日本环境史著作的特点可概括为：1.偏重于从区域史视角开展研究，缺乏全球视野下的环境史思考，甚至对日本整体的环境史思考的成果都很少见；2.注重文献资料和史料在环境史研究中的作用，因此，对在历史上留下较多“环境资源”问题资料的区域或某个时间段进行了相对集中的研究，使得整体和地区的环境史研究出现了相对的不平衡；3.注重具体环境问题的深挖与考证，日本环境史研究擅长问题、短于理论的学术倾向，导致日本环境史研究缺乏与国际环境史研究之间的互动与交流；4.东日本大地震以来，日本出版了不少环境史论文成果，参与其中的科研人员涵盖了文、理、工各科，说明日本学界正在整合各个学科力量进行跨学科研究，试图开辟出符合日本国家需求和特色的环境史研究之路。
五、结语：东日本大地震后日本环境史学发展的特点
通过对东日本大地震以来的日本历史学会年度大会和《历史学研究》关于环境史相关的成果分析，不难看出，环境史学在大地震之后已经受到日本历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并得到各个学科研究人员的呼应。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日本学界受到近年来削减文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经费政策的影响，加之历史学科本身在日本的文科当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地位，这就使得日本学界在发展环境史学之时，不得不吸收、集合各个学科相关研究力量以加强环境史的跨学科研究。因此，日本的环境史研究往往呈现出一种实用色彩浓厚，而缺乏历史学本身的积淀感、厚重感的特点。具体而言，从近年来日本历史学界对环境史的研究中可以归纳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灾害史在日本环境史研究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一点与其他国家开展环境史研究相比，颇具日本学界的特点。日本是一个地震、火山频发的国家，对灾害的研究一直在日本历史学界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东日本大地震发生之前，日本历史学界大多将有关灾害的研究限定在民俗学、民俗史的范畴。大地震发生后，灾害史研究进一步加强，并纳入环境史学的范畴，因而在研究视角、内容和方法等方面得到拓展，这也是为满足日本社会对环境问题认识需求的结果。
（二）日本在历史研究领域所擅长的一些概念、理论，将可能被创新性地用于环境史研究。日本历史学界向来以擅长微观考据而著称，在概念、理论创新方面相对较弱，但这并不妨碍日本历史学界尝试将其所擅长的部分理论应用于新学科研究，前文所述的近代日本研究日本、中国乃至东亚农村社会时广泛应用的“共同体”理论被用于研究现代“资源”问题，从而成为日本环境史研究的重要理论之一，这种创新尝试也是颇值得我国学界加以借鉴的。
（三）重视与灾害相关的资料收集与建设，为环境史研究的发展打下牢固的基础。日本学界一贯重视研究的社会应用及其与社会的互动。近年来，由于日本的历史学科发展本身后劲不足，因而更注重走出象牙塔的建设。对环境史学来说，在促进环境史发展的大目标之下，日本历史学界不仅限于对现存史料本身的解读，更将研究力量积极延伸，从而介入记录历史和现实问题的资料的保存、建设之中。这类工作可视为环境史研究的组成部分，既能促进当前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跨学科合作的发展，同时还能为未来历史学发展做好重要的资料准备工作。
（四）地方区域史与环境史的结合，为日本环境史今后的发展建立了坚实的人脉与社会需求网络。前文已提及，日本学界重视微观方面的研究，环境史在日本的发展更是体现了这种研究思路。它注重贴近社会与现实发展的需求，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与地方区域史研究结合的特点，关注地方居民环境、地区环境的发展，这就为自身扎根日本学界、渗透进日本社会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总之，自发生东日本大地震以来，日本环境史学应社会需求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并在研究热潮中出现了新的方向调整、理论尝试、学科准备和社会基础。这些新元素将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对日本环境史学发展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以上文章原载于《学术研究》第2期，文章不代表《学术研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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