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爱上了读书，世界就爱上了你
两年多以前的夏天，我回国去看望久别的父母，虽然只在家里居住了短短的两个月，可是该见的亲友却也差不多见到了。
在跟随父母拜访长一辈的的父执时，总有人会忍不住说出这样的话来：“想不到那个当年最不爱念书的问题孩子，今天也一个人在外安稳下来了，怎不令人欣慰呢！”
这种话多听了几遍之后，我方才惊觉，过去的我，在亲戚朋友之间，竟然留下了那么一个错误的印象，听着听着，便不由得在心里独自暗笑起来。
要再离家之前，父亲与我挤在闷热的贮藏室里，将一大盒一大箱的书籍翻了出来，这都是我初出国时，特意请父亲替我小心保存的旧书，这一次选择了一些仍是心爱的，预备寄到遥远的加纳利群岛去。
整理了一下午，父亲累得不堪，当时幽默地说：“都说你最不爱读书，却不知烦死父母的就是一天一地的旧书，倒不如统统丢掉，应了人家的话才好。”
说完父女两人相视而笑，好似在分享一个美好的秘密，乐得不堪。
算起我看书的历史来，还得回到抗战胜利复员后的日子。
那时候我们全家由重庆搬到南京，居住在鼓楼，地址叫“头条巷四号”的一幢大房子里。
我们是浙江人，伯父及父亲虽然不替政府机关做事，战后虽然回乡去看望过祖父，可是，家仍然定居在南京。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有的堂兄姐念中大，有的念金陵中学，连大我三岁的亲姐姐也进了学校，只有我，因为上幼稚园的年纪还不够，便跟着一个名叫兰瑛的女工人在家里玩耍。
那时候，大弟弟还是一个小婴儿，在我的记忆里，他好似到了台湾才存在似的。
带我的兰瑛本是个逃荒来的女人，我们家原先并不需要再多的人帮忙，可是因为她跟家里的老仆人，管大门的那位老太太是亲戚，因此收留了她，也收留了她的一个小男孩，名叫马蹄子。
白天，只要姐姐一上学，兰瑛就把我领到后院去，叫马蹄子跟我玩。我本来是个爱玩的孩子，可是对这个一碰就哭的马蹄子实在不投缘，他又长了个癞痢头，我的母亲不知用什么白粉给他擦着治，看上去更是好讨厌。
所以，只要兰瑛一不看好我，我就从马蹄子旁边逃开去，把什么玩具都让给他，他还哭。
在我们那时候的大宅子里，除了伯父及父亲的书房之外，在二楼还有一间被哥哥姐姐称做图书馆的房间，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个大窗，对着窗外的梧桐树，房间内，全是书。
大人的书，放在上层，小孩的书，都在伸手就够得到的地板边上。
我因为知道马蹄子从来不爱跟我进这间房间，所以一个人就总往那儿跑，我可以静静的躲到兰瑛或妈妈找来骂了去吃饭才出来。
当时，我三岁吧！
记得我生平第一本看的书，是没有字的，可是我知道它叫《三毛流浪记》，后来，又多了一本，叫《三毛从军记》，作者是张乐平。
我非常喜欢这两本书，虽然它的意思可能很深，可是我也可以从浅的地方去看它，有时笑，有时叹息，小小的年纪，竟也有那份好奇和关心。
“三毛”看过了。其他凡是书里有插图画的儿童书，我也拿来看看。记得当时家里有一套孩子书，是商务印书馆出的，编的人，是姐姐的校长，鼓楼小学的陈鹤琴先生，后来我进了鼓楼幼稚园，也做了他的学生。
我在那样的年纪，就“玩”过《木偶奇遇记》、《格林兄弟童话》、《安徒生童话集》，还有《爱的教育》、《苦儿寻母记》、《爱丽丝漫游仙境》……许多本童话书。
这些事，后来长大了都问过父亲，向他求证，他不相信这是我的记忆，硬说是堂兄们后来在台湾告诉我的，其实我真没有说谎。
那时候，看了图画、封面和字的形状，我就拿了去问哥哥姐姐们，这本书叫什么名字，这小孩为什么画他哭，书里说些什么事情，问来问去，便都记住了。
所以说，我是先看书，后认字的。
有一日，我还在南京家里假山堆上看桑树上的野蚕，父亲回来了，突然拿了一大叠叫做金元券的东西给我玩，我当时知道它们是一种可以换马头牌冰棒的东西，不禁吓了一跳。
一看姐姐，手上也是一大叠，两人高兴得不得了，却发现家中老仆人在流泪，说我们要逃难到台湾去了。
逃难的记忆，就是母亲在中兴轮上吐得很厉害，好似要死了一般的躺着。我心里非常害怕，想帮她好起来，可是她无止无境的吐着。
在台湾，我虽然年龄也不够大，可是母亲还是说动了老师，将我和姐姐送进国民学校去念书，那时候，我已经会写很多字了。
我没有不识字的记忆，在小学里，拼拼注音、念念国语日报，就一下开始看故事书了。
当时，我们最大的快乐就是每个月《学友》和《东方少年》这两本杂志出书的时候，姐姐也爱看书，我不懂的字，她会教，王尔德的童话，就是那时候念来的。
初小的国语课本实在很简单，新书一发，我拿回家请母亲包好书皮，第一天大声朗读一遍，第二天就不再新鲜了。
我甚至跑去跟老师说，编书的人怎么不编深一点，把我们小孩子当傻瓜，因为这么说，还给老师骂了一顿。
《学友》和《东方少年》好似一个月才出一次，实在不够看，我开始去翻堂哥们的书籍。
在二堂哥的书堆里，我找出一些名字没有听过的作家，叫做鲁迅、巴金、老舍、周作人、郁达夫、冰心这些字，那时候，才几岁嘛，听过的作家反而是些外国人，《学友》上介绍来的。
记得我当时看了一篇大概是鲁迅的文章，叫做《风筝》，看了很感动，一直到现在还记得内容，后来又去看《骆驼祥子》，便不大看得懂，又看了冰心写给小读者的东西。
总而言之，那时候国语日报不够看，一看便看完了。所以什么书拿到手来就给吞下去。
有一日大堂哥说：“这些书禁了，不能看了，要烧掉。”什么叫禁了，也不知道，去问母亲，她说：“有毒”，我吓了一大跳，看见哥哥们蹲在柚子树下烧书，我还大大的吁了口气，这才放下心来。
又过了不知多久，我们住的地方，叫做朱厝仑的，开始有了公共汽车，通车的第一天，全家人还由大伯父领着去坐了一次车，拍了一张照片留念。
有了公车，这条建国北路也慢慢热闹起来了，行行业业都开了市，这其中，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商店也挂上了牌子——建国书店。
那时候，大伯父及父亲千辛万苦带了一大家人迁来台湾，所有的一些金饰都去换了金元券给流掉了，大人并没有马上开业做律师，两房八个孩子都要穿衣、吃饭、念书，有的还要生病。
我现在想起来，那时候家里的经济情形一定是相当困难的，只是我们做孩子的并不知觉而已。
当我发现“建国书店”是一家租书店的时候，一向很听话的我，成了个最不讲理的孩子，我无止无休的缠住母亲要零钱。
她偶尔给我钱，我就跑去书店借书。有时候母亲不在房内，我便去翻她的针线盒、旧皮包、外套口袋，只要给我翻出一毛钱来，我就往外跑，拿它去换书。
“建国书店”实在是个好书店，老板不但不租低级小说，他还会介绍我和姐姐在他看来不错的书。
当时，由赵唐理先生译的，劳拉·英格儿所写的全套美国移民西部生活时的故事书——《森林中的小屋》、《梅河岸上》、《草原上的屋》、《农夫的孩子》、《银湖之滨》、《黄金时代》这些本无聊的故事简直看疯了我。
那时候，我看完了“建国书店”所有的儿童书，又开始向其他的书籍进攻。
先是《红花侠》，后是《三剑客》，再来看《基度山恩仇记》，又看《唐吉诃德》。
后来看上了《飘》，再来看了《简爱》、《虎魄》、《傲慢与偏见》、《咆哮山庄》、《雷绮表姐》……
我跌入这一道洪流里去，痴迷忘返。春去秋来，我的日子跟着小说里的人打转，终于有一天，我突然惊觉，自己已是高小五年级的学生了。
父母亲从来没有阻止过我看书，只有父亲，他一再担心我那种看法，要看成大近视眼了。
奇怪的是，我是先看外国译本后看中国文学的，我的中文长篇，第一本看的是《凤萧萧》，后来得了《红楼梦》已是五年下学期的事情了。
我的看书，在当时完全是生吞活剥，无论真懂假懂，只要故事在，就看得下去。
有时看到一段好文章，心中也会产生一丝说不出的滋味来，可是我不知道那个字原来叫做“感动”。
高小的课程原先是难不倒我的，可是算术加重了，鸡兔同笼也来了，这使得老师十分紧张，一再的要求我们演算再演算，放学的时间自然是晚了，回家后的功课却是一日重于一日。
我很不喜欢在课堂上偷看小说，可是当我发觉，除了这种方法可以抢时间之外，我几乎被课业迫得没有其他的办法看我喜欢的书。
记得第一次看《红楼梦》，便是书盖在裙子下面，老师一写黑板，我就掀起裙子来看。
当我初念到宝玉失踪，贾政泊舟在客地，当时，天下着茫茫的大雪，贾政写家书，正想到宝玉，突然见到岸边雪地上一个披猩猩大红氅、光着头、赤着脚的人向他倒身大拜下去。
贾政连忙站起身来要回礼，再一看，那人双手合十，面上似悲似喜，不正是宝玉吗，这时候突然上来了一僧一道，挟着宝玉高歌而去。
“我所居兮，青埂之峰：我所游兮，鸿蒙太空，谁与我逝兮，吾谁与从？渺渺茫茫兮，归彼大荒！”
当我看完这一段时，我抬起头来，愣愣地望着前方同学的背，我呆在那儿，忘了身在何处，心里的滋味，已不是流泪和感动所能形容，我痴痴的坐着、痴痴的听着，好似老师在很远的地方叫着我的名字，可是我竟没有回答她。老师居然也没有骂我，上来摸摸我的前额，问我：“是不是不舒服？”
我默默的摇摇头，看着她，恍惚的对她笑了一笑。那一刹那间，我顿然领悟，什么叫做“境界”，我终于懂了。文学的美，终其一生，将是我追求的目标了。
《红楼梦》，我一生一世都在看下去。
在我十五、六岁时，我成了十足的书奴，我的房间，别人踏不进脚，因为里面不但堆满了我用来装饰房间的破铜烂铁。
其他有很多的空间，无论是桌上、桌下、床边、地板上、衣橱里，全都塞满了乱七八糟的书籍，在性质上，它们也很杂，分不出一个类别来，总是文学的偏多了些。
台湾的书买得不够，又去香港方面买，香港买不满足，又去日本方面买，从日本那边买的大半是美术方面的画册。
现在回想起来，我每年一度的压岁钱和每周的零用，都是这么送给了书店。
我的藏书，慢慢的在亲戚朋友间有了名声，差不多年龄的人，开始跑来向我借。
爱书的人，跟守财奴是一色一样的，别人开口向我借书，我便心痛欲死，千叮万咛，请人早早归还，可惜借书不还的人是太多了。
有一次，堂哥的学音乐的同学，叫做王国梁的，也跑来向我借书，我因跟二堂哥懋良感情至深，所以对他的同学也很大方，居然自己动手选了一大堆最爱的书给国梁。
记得拿了那么多书，我们还用麻绳扎了起来，有到腰那么高一小堆。
“国梁，看完可得快快还我哦！”我看他拎着我的几十本书，又不放心的追了出去。
国梁是很好的朋友，也是守信用的人，当时他的家在板桥，书当然也放在板桥。就有那么不巧，书借了他，板桥淹了一次大水，我的书，没有救出来。
国梁羞得不敢来见我，叫别人来道歉，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心痛得哭了起来，恨了他一场，一直到他去了法国，都没有理他。
而今想不到因为那一批书债，半生都过去了，国梁这个名字却没有淡忘，听说前年国梁带了法国太太回台，不知还记不记得这一段往事。我倒是很想念他呢。
其实水淹了我的几十本书，倒给我做了一个狠心的了断，以后谁来借书都不肯了，再也不肯。
在这些借书人里，也有例外的时候，我的朋友王恒，不但有借必还，他还会多还我一两本他看过的好书。王恒也是学音乐的，因为当年借书，我跟他结成挚友，一直到现在。
那时候，国内出版界并不如现在的风气兴旺，得一套好书并不很容易，直到“文星”出了小本丛书，所谓国内青年作家的东西才被比较有系统的做了介绍。
我当时是一口气全买。那时梁实秋先生译的《莎士比亚全集》也出了，在这之前，虽然我已有了“世界”出版的朱生豪先生译的那一套，也有英文原文的，可是爱书成奴，三套比较着，亦是怡然。
又过了不久，台湾英文翻版书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了，这件事情在国际间虽然将台湾的名声弄得很坏，可是当时我的确是受益很多的。
一些英文哲学书籍，过去很贵的，不可能大量的买，因为有了不道德的翻版，我才用很少量的金钱买下了它们。
爱书成痴，并不是好事，做一个书呆子，对自己也许没有坏处，可是这毕竟只是个人的欣赏和爱好，对社会对家庭，都不可能有什么帮助。从另一方面来说，学不能致用，亦是一种浪费，很可惜，我就是这么一个人。
父亲常常问我：“你这么啃书啃书，将来到底要做什么？不如去学一技之长的好。”
我没有一技之长，很惭愧的，至今没有。
离家之后，我突然成了一个没有书籍的人，在国外，我有的不过是一个小房间，几本教科书，架上零零落落。我离开了书籍，进入了真真实实的生活。
在一次一次的顿悟里，那沉重的大书架，不知不觉化作了我的灵魂和思想，突然发觉，书籍已经深深植根在我身体里，带不带着它们，已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了。
在象牙塔里看书，实是急不得的，一旦机缘和功力到了某个程度，这座围住人的塔，自然而然的会消失的。
而“真理”，就那么明明白白，简简单单的向人显现了。
我从来没有妄想在书本里求功名，以致于看起书来，更是如鱼得水，“游于艺”是最高的境界，在那儿，我的确得到了想象不出的愉快时光，至于顿悟和启示，那都是混在念书的欢乐里一起来的，没有丝毫强求。
而今在荷西与我的家里，两人加起来不过一千六百多本书，比起在父母家的盛况，现在的情形是萧条多了，望着架上又在逐渐加多的书籍，一丝甜蜜和些微的怅然交错的流过我的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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