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如今名闻中外，游人如织。辉煌的背后，其实有过死里逃生的经历。
平遥的历史记载虽然可以追溯到西周，但现存的古城，奠基于明代。在古老的中国大地上，就历史的悠久而言，并不算特别突出。它的价值，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因千百座中国古代城池在1950年代以后纷纷被拆毁而凸显出来的。平遥在1950年代没有被拆，并非当时的当政者有意保护，而是因为当时平遥县财政紧张，没钱拆城。附近的另外几座具有同样价值的古城——祁县、太谷和介休，因为县级财政状况稍好，就被轻易地拆掉了。平遥因穷得福，城墙侥幸保留下来。1965年，平遥城墙和附近的双林寺、镇国寺和文庙大成殿成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但直到1970年代，无论当地官员和民众，都不清楚平遥古城有什么特殊意义。城内的古迹有的被占用，有的被损坏。城里开始修建新式民宅，几座钢筋水泥的三层楼房，已经在城里拔地而起，古城的历史面貌急遽走样。
1981年，地方领导人按照当时流行的现代化梦想，制订了一份平遥县城建设总体规划：开辟东西南北4条大街，城墙也要相应开挖8个豁口，城市中心要将房屋拆掉，做一个环形的交叉口，“日升昌”票号等明清古建筑也将被新的商业大厦所取代。囿于眼界，这些制订规划的地方官员不知道全国的情况，没有知识和能力理解平遥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特殊意义。平遥古城作为虽有破坏，但相对完整的县级古城，当时在海内已是硕果仅存。
这时，有一位平遥的救星站了出来，他就是时任上海同济大学讲师的阮仪三。阮仪三深知平遥古城的珍贵，忧心如焚，从上海匆匆赶来。这时，平遥城墙已经扒开一个大口子，一条大马路开进去180米，拆掉了30多幢明代建筑、100多幢清代建筑。阮仪三与当地政府交涉，当地官员并没把这个来自上海的讲师放在眼里。阮仪三自知人微言轻，立即赶赴太原，通过同济大学毕业的一位处长，找到山西省建委主任，痛陈利害，要求停工一个月，免费为之重新制定建设规划，帮助实施。省建委主任的见识毕竟高明一些。他同意阮仪三的谏言。阮仪三随即带领12个学生到平遥测量，重新制定“新旧分开、确保老城、开发新区”的规划，由山西省建委批准。
其后，阮仪三又把当地文物干部和技术人员请到上海，由同济大学出资，举办培训班，让他们学习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意义和方法。为此，阮仪三欠下一笔债务，五年后才还清。
阮仪三请文化部文物处处长罗哲文和全国政协城建组组长郑孝燮到平遥考察。他们很激动，在阮仪三制订的新规划书上写下：“这是刀下留城救平遥！”并从文化部申请到修复城墙的专款。
平遥的命运由此彻底改变。1986年，平遥被确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988年，平遥城墙、双林寺和镇国寺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始运用传统建筑材料和工艺，按照“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复原平遥城墙墙体。1993年，平遥城墙修复，72座敌楼重新耸起，魁星楼再现昔日风采，太和门、亲翰门、风仪门三座瓮城恢复原状。1997年，又修复了南、北和下西门城门楼，新建了西城墙外一段护城河。同时，城内县衙、城隍庙、文庙、明清一条街等建筑相继修复，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陆续迁出。1997年12月3日，在那不勒斯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21次会议上通过决议，将平遥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阮仪三1934年11月21日生于苏州市。1951年到海军服役。因为父亲被打成“反革命”，20岁从部队复员。1956年9月考入同济大学，师从陈从周教授。陈从周对他耳提面命：“搞城市史，你得把《二十四史》读通了。”1958年，他随老师劝阻苏州有关部门，不要拆掉两千年的古城墙，当地官员的回答是：“那是拆封建主义围墙，北京不是拆了吗！”
1961年，阮仪三毕业留校，协助老师董鉴泓完成“中国城市建设史”课题。四年间，跟随董教授走遍中国100多个城市，中国古建筑之美深深震撼了他。他是改革开放前就认识到古城镇历史文化价值的先觉者。
阮仪三教授从推土机下抢救的历史文化遗产不止平遥一处。丽江古城和周庄、同里、甪直、西塘、南浔、乌镇江南六镇的保护，他都功莫大焉。他还介入古运河调查、三国古城、上海外滩以及苏州、扬州、绍兴、安阳、南阳、商丘、福州、潮州、雷州、肇庆、临海等古城的保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他颁发“亚太地区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
在我国，城乡规划是一种政府行为。制定规划的水平有高有低。同样是规划平遥的建设发展，1981年当地政府的规划和阮仪三重作的规划，水平差异很大，后果更有天壤之别。实施了阮仪三的新规划，是平遥的福气，也是山西的福气，中国的福气。
这给后来的当政者在制订城乡规划时一个警示，不要盲目追风，也不要自以为是，要多听各界专家和公众的意见，对一个地区的历史、现状和未来要多维度思考，才可能形成周全的方案。如果大笔一挥，就对历史形成的城乡建筑大动干戈，很可能铸成无法挽回的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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