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在哈佛鲁先圣
19秋，陈寅恪原打算重返柏林大学继续学业，但一战刚结束，战败的德国元气大伤，遂改去美国哈佛大学，随兰曼研修梵文和巴利文，着重学习印度语语言学、希腊文，并选读了闪米特语。
陈寅恪留学哈佛期间的经历，除好友吴宓外，不少中国留学生在当年的日记或者后来出版的回忆录中多有涉及。同为留美学生，后来成为著名哲学家的冯友兰在晚年回忆说：“我于19，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但未之见。”
这里所说的性格孤僻，其实是个别人的误解而已。陈寅恪的性格并不孤僻，他在交往当中特别讲究门第与家学渊源。虽然当时能出国留学者，肯定是家庭殷实的人家，但是不一定都是书香门第，大多为颇重家学渊源的陈寅恪所不屑。
当时的留学生中，有很多人不过是来镀金的，尤其是那些纨绔子弟，更是来挣得一个留洋之名罢了。陈寅恪当时就对吴宓说：“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而吴宓在193月26日的日记中则备述自己对陈寅恪的钦佩：“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同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合爽，志形高洁，深为倾倒。”
曾任教于燕京大学的教授洪业，在回忆自己留学生活时，曾提及一件小事。他回忆，他曾经到麻州海滨度假，途经康桥，想顺便到哈佛去结交几位在美国很有名气的哈佛精英。他在哈佛校园中见一中国人衬衣整个都露在裤子外面。当时的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摆系于腰带以内，呈贵族状“摇头摆尾”，以示潇洒。此举自然被真鬼子和假洋鬼子看做是一种不礼貌、非常可笑的行为。但这个人对于异样的目光熟视无睹，仍“在宿舍前大声朗诵中国诗词，旁若无人”，“再过一会儿，他激动地站起来，在树下踱着方步，后面拖着在初秋风中晃着的衬衫角”。洪业觉得这人真是怪模怪样，不禁哑然失笑。友人陈宏振把他拉到一边，告诉他说：“这是大家最钦佩的人，叫陈寅恪。他留洋多年，精通多国语言，但不要学位。”
这个时期，陈寅恪的学问根基愈加深厚，不仅仅得到学校学者的肯定，在同学中也广为认同。当时的留美学生，非常关心20世纪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建设问题，由于各自的见解不同，形成了两大派别。一派以胡适为代表，强调中西文化的差异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性，主张输入西方学理，再造中华文化。另一派则以陈寅恪和白璧德的弟子吴宓、梅光迪为代表。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主张保存人性的优点和文明的精华，高度评价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主体——儒家学说，认为儒家文化思想是对抗现代资本主义物化与非理性化风气的重要武器。与主张西化的胡适等人不同，陈寅恪不但看到中西文化的差异性，而且也看到它们的相似性，更努力寻找中西文化相交融的契合点。他说：“中国之哲学美术，远不如希腊。不特科学为逊泰西也。但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伦理学。与罗马人最相似。其言道德，惟重实用，不究虚理。其长处短处均在此。长处即修齐治平之旨；短处即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对于中国古代哲学，陈寅恪的评价则不高，“至若周秦诸子，实无足称。老、庄思想尚高，然比之西国之哲学士，则浅陋之至”。那么，怎样弥补中国传统文化的短处和弱点呢？陈寅恪认为，需要引进外来文化，取长补短，而从印度输入佛教则尤为重要，“佛教于性理之学独有深造，足救中国之缺失，而为常人所欢迎”。他的识见确实比当时一般学人深邃、高明。
欧战结束，硝烟散尽，各种秩序恢复正常。是年秋，陈寅恪与表弟俞大维离开美国，奔赴心之所向的德国柏林大学进入哲学系就读。教授兰曼极其欣赏两位从中国来的学生陈寅恪和汤用彤。192月17日，他在给时任哈佛校长罗威尔的信中写道：“他们对我真有启发，我衷心希望我们能有许多这样精神高尚而且抱负不凡的人——来活跃我们本国的大批学生。我深信，他们两人都会对中国的前途有卓越的贡献。”
如果觉得《陈寅恪在哈佛》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