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天津网时间：-06-19
浙江宁波人，1942年生于天津，当代著名作家、画家、民间文艺家，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民协主席。早年以《一百个人的十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炮打双灯》《神鞭》《三寸金莲》《俗世奇人》等作品蜚声文坛，后逐渐将重心转向城市保护和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在推动木版年画申遗、抢救皇会、保护古村落等民间文化保护方面贡献巨大。
，作为冯骥才民间文化基金会发起人，他与赵文瑄共同捐赠注册资金200万元；，他又与各界有识之士成立了天津第一个纯民间的文化保护基金——民间保护天津皇会奖励基金；，由他提出并经国务院批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被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日；在今年第七个文化遗产日，冯骥才又牵头启动了天津皇会再抢救活动，并发出“天津皇会抢救和保护到了关键时刻”的呼声。
因为民间文化在田野不在书斋，已届古稀的冯骥才，多年来一直奔走于全国乡间田野实地调查、辗转联系散佚各地的老艺人，并不断提出抢救、保护、利用的建设性意见。身高1米9几的他始终站在抢救民间文化第一线，并带动更多人加入到民间文化抢救和保护工作中。采访中，他说：“我们应该以切实的行动来过这个遗产日，政府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第一人，学院专家、民间力量作为辅助力量，这样三合一的协作是最好的保护模式。我希望能唤醒人们保护民间文化的自觉意识，皇会堪称国宝，希望全社会都能关注。”
新报：之前已经启动过皇会抢救活动了，今年的再抢救有什么不同？
冯骥才：皇会是罕见的双料国家级非遗——自起先后有5道花会进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天津皇会又作为天津民俗整体“打包”成为国家级非遗。上一次做的是摸底普查工作，当初只是填表登记，但是没来得及做档案。现在我们要做的是给皇会做一份翔实、科学、完善的文化传承档案，包括老艺人的口述史。天津皇会和别的地方不一样，还没有被商业化扭曲，具有强烈鲜明的天津地域特征，集中体现了天津人豪爽热烈、急公好义、逞强好胜、守望相助、讲理讲面的地域性格特点。历史上天津皇会有上千道，目前天津皇会活态传承的老会约100余道会，其中20余所道会缺乏会所，艺人年事已高，传续乏人，亟待再抢救。
新报：作为文化部非遗专家部主任，你觉得我们目前对非遗项目的保护如何？
冯骥才：我们的非遗保护体系日渐完善，从开始公布第1批国家级非遗名录，今年将迎来第4批名录；我们的非遗保护实施“国家+省+市+县”4级保护体系，列入这4级保护名录的共有7000项，其中国家级的1300项；去年6月我们实施了《非遗法》；不少科研单位和大学设立了非遗研究项目；重要非遗项目和代表性的非遗传承人可以得到国家的专项补贴，传承人每人每年的补助已经从8000元涨到了1万元，每个非遗项目的补贴大约10万元到50万元不等；不少地方还修建了非遗博物馆，甚至有的非遗进入了当地的中小学课堂……但是不是被定为国宝就安然无恙了，非遗的濒危消亡速度并未放缓，甚至有的刚列入国家非遗名录就消亡了，还有一些虽进入名录但面临新的困难。
新报：都面临什么困难？
冯骥才：我国历史上是农耕社会，历史的源头在村落，古村落是民间文化生态博物馆，是中华民族的根性文化，非遗多半在古村落，少数民族的非遗几乎全部在古村落（寨）。然而随着城市改造和城镇化，从2000年到，我国的古村落从361万个锐减到270万个，每年平均消失9万多个。失去原有文化土壤，非遗也就随之化为乌有。其次村落解体后，原有的生活方式也随之瓦解。就像皇会，原本自发聚在一起的人们散落各处，离得远了，也没了聚会场所和氛围，时间久了，自然就没人弄了。然后是传承人老化，后继乏人。今年下半年，皇会要开传承人大会，农耕时代最后一批传承人都七八十岁了。其他国家级代表性非遗传承人也大多在70岁以上，甚至更老，对很多非遗项目来说，人亡歌息的情况时有出现。最后，做文化最重要的是情怀，不能把非遗当成赚钱的资源。现在有些地方对非遗的开发和商业关注远远热过对它的保护，申遗很积极，进入名录，就放在一边，往往只是在逢年过节、显示文化保护成果时，搬出来热热闹闹表演一番，非遗成了一种“表演秀”。除了法律和名录的保护，目前更需要的是科学的管理、保护、执行与监督，现在全社会对非遗自觉的关爱还没有形成，让人担忧。
新报：皇会依托于民间信仰和传统生活方式，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去自觉关爱这类非遗了吧？
冯骥才：民间文化遗产是指农耕时代所创造的文化财富，随着人们观念、生活和娱乐方式的改变而自然消亡，这很正常。但是我们民间文化遗产的消亡却有断裂之感，并非常态的自然消亡。现在美国草裙舞都不是印第安人在跳了，而是大学生在跳。所以应该让我们的民间文化遗产进入中小学课程，把非遗纳入教育保护体系，其实很多年轻人还是很热爱和关注民间文化的，像绛州大鼓、泉州南音列入当地小学课程之后，就有不少小孩专门去学。这些民间技艺，你得让小孩有机会去了解、去学习，才可能激发他的兴趣。所以在保护非遗方面，教育传承也是不可缺少的。
冯骥才透露：“今年4月17日开始，国家已经着手全国古村落普查工作，年内可能要把中国古村落的名录定出来，随后注入资金。”虽然出了很多成绩，但是由于在保护民间文化过程中，发现了很多无能为力的问题，冯骥才也一直以“文化保护失败者”自居。
新报：在对待非遗的态度上，你最反对一个词——“开发”，为什么？
冯骥才：开发这个概念是绝对不能使用在文化遗产上的。国际上对文化遗产使用的概念是保护和利用，利用是能获得经济利益的，但利用的主要目的是发挥遗产良性的文化作用和精神影响。而开发是粗鄙的态度和做法，文化遗产一旦进入开发，就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从而被扭曲、改造，使其面目全非或名存实亡，这其实是非遗当前面临的最大破坏。把文化遗产推向商业化，反倒加速了非遗的变相消亡。像现在华州皮影、盂县剪纸、内丘年画，为了追求经济效益大批量生产，嫌手工慢，就不用手工做了，开始用机器，这等于从农业文明变成了工业文明，把自己的文化符号全弄丢了。现在我们的民间工艺原本单纯朴素的美在消失，文化的多样性也在消失，比如山西布老虎很出名，然后到处都弄布老虎，现在从南到北布老虎都长一个样，我还见过浑身亮片的布老虎，不伦不类的；要么各地刺绣全都一窝蜂绣《清明上河图》，完全丧失了自己的地域特征。文化保护与产业发展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使人们生活得更快乐，而不仅仅是在经济上争先后。
新报：那你觉得最理想的保护方式是怎样的，并应遵循怎样的原则？
冯骥才：对于文化保护，评上非遗并不是终极目标，把遗产挖掘出来进入名录，保护工作其实才真正开始，我称之为“非遗后时代”。保护模式上，政府的定位应是统筹管理，学术界是科学指导，而商界则是在科学保护基础之上进行适度参与，三者任何一方的过度参与，都会对非遗的自主传承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要遵循的原则有三个，第一，要保护地域性也就是保护文化的多样性，天津杨柳青年画做得跟苏州桃花坞年画一样了，那就不是杨柳青年画了。第二，要保护它的手工性，拿机器做就失去意义了。第三，要保持它的艺术特征，基本元素不能丢，像民间音乐里加了好多电子配器是不行的。
新报：所以你也提出把申遗变成“审遗”？
冯骥才：作为一个文化大国，我们应重新审视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提升文化自觉。文化自觉就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和文明之于人类的意义，保护不仅是专家的保护，而是要促进全民的保护。我建议，对于非遗要设立红黄牌审查制度，不仅要在申遗时经过严格评审，对已确定的非遗更要进行长期监督并对非遗目录进行重新梳理，不能把变味儿的粗制滥造的东西留给后代。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是百姓在生活中创造的民间文化，但要从文化的高度认识，找出真正有保护价值的珍品。
新报：“运动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路程内看你使用了多少时间；人生中的赛跑，是在有限的时间内看你跑了多少路程”，你知道今年福建高考作文题引用了您《灵性》中的这段话吗？
冯骥才：其实我都忘了当时写下这句话的情景，不过，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人生时间有限，要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能量，努力实现理想，尽量走得更远、做更多的事、做好一点儿。我也知道有网友说“人生为什么要赛跑，为什么不可以悠闲地散步看风景，享受每一分钟”，我觉得这种人生态度也挺好的。考试所有题目都有标准答案，唯独作文没有标准答案。我觉得只要言之有理、有自己的审美就好，不一定观念要和我的一样。教育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启发，特别是我还在从事教育工作带博士，就更明白“大鸟就是要教会小鸟用自己的翅膀飞翔”这个道理，只要我的这句话能让人有所启发，就够了。
新报记者 宇浩 摄影 耿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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