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小说回目的新变
文/李小龙
作者按
金庸先生飘然而去，像极了他笔下那些归隐的大侠。大侠是“虽万千人吾往矣”的豪壮，我等读者却是“悄立雁门，绝壁无余字”的悲痛。在先生仙逝消息刚刚传来的时候，我的两位朋友都在第一时间写了文字来纪念，而我这个自诩的金迷却一直没有机会写点什么。其实，早在二十余年前（那时最让人怀念的不是青春的美好，而是金庸小说竟然还没有读完），我便为校报开了金庸的小专栏，记得所写第一篇是分析《天龙八部》的，当时计划每部作品都写几篇的，甚至列了提纲，但后来也不知为什么，没有如约写出。然后便因循至今。其实，每读金庸小说，都会有很多想法，就是近几年，也曾经计划写一书的，但仍然没有时间——希望以后我会找到时间完成这个愿望。现在，先生仙逝已经一月，想着还是要有些文字来纪念的，只好从博士论文中节出与先生作品有关的一部分来，算是在大侠归隐时送行的一杯薄酒吧。
章回小说文体自从沉入“通俗文学”之海后，回目这个鲜明的标签也随之离开了小说史家的视野，所以，从此角度来看，回目在近代以后就已消失（当然，很大一批章回小说也没有了回目）——虽然它其实只是潜伏，但这在不被关注的状况下便只能是一种隐性的存在。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如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全书八十回，完全使用双对回目，回目制作虽由于作品总体的通俗面貌而显得较为直白，但也可看出传统的影响，像“参加自卫团以真冒假处死谍报员把假当真”便很典型。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这些作品之所以能浮出水面与当时需要“‘占领’‘旧小说’的读者群”，“能为广大‘劳动群众’所阅读”（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127页）的指导思想有关。
在现当代小说创作中，武侠小说这一题材类型几乎是章回体最后的阵地。汤哲声先生认为，通俗小说有四种题材类型，即言情、社会、侦探、武侠。不论其以题材为标准是否适当，仅看这几类作品，侦探小说来自西方，本身便无章回体的惯性，言情小说与社会小说事实上又不只是通俗小说的领地，所以，采用章回体最多者，仍为武侠小说。当然，这些武侠小说的章回体制也有了新的变化。回目在这一类创作中也有所发展。不过，大部分武侠小说仍在文学史视野之外，唯有金庸以其艺术成就颇高的武侠创作，使当年被弃置的“章回小说”文体开始从“通俗文学”的边缘向舞台中心移动，并进入文学史的研究领域（相关事件较多，仅以学位论文产生数量亦可知，据统计，大陆与港台以金庸小说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有二十余部，博士论文也至少有五部。），随着作品的浮出水面，其回目所体现出对传统回目的继承与新变也应当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金庸的第一部作品是《书剑恩仇录》，其书采用最为传统的双对七言回目形式——需要说明的是，金庸对其作品多有修改，有些改动幅度很大，如此书发表时回目是七言单句，后来进行了合并增改。虽然一般来说小说创作在发表后作者最好“规避”，但由于金庸小说发表与写作几乎同步的特殊情况，写作时不能推敲斟酌也是实情，修改后的文本在艺术上要明显高于原本，因此，本文以三联版《金庸作品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为引用文本。《书剑恩仇录》的回目大概是这样的：第一回云“古道腾驹惊白发危峦快剑识青翎”、第三回云“避祸英雄悲失路寻仇好汉误交兵”。金庸在此书后记中说：“本书的回目也做得不好。本书初版中的回目，平仄完全不叶，现在也不过略有改善而已。”此语确非谦虚，细察其目，问题倒并不在于“平仄不叶”——古代回目在平仄上并不像诗那样严格，只是大体上下句相对即可——主要在用语的不到位：仿佛初习古诗写作的人，意思的表达虽明白，但语言的择用与组合却不合适，有时候颇为生硬；且整体上也较呆板，全部为四三句式，其实，中国古代小说回目中，七言目最常用的句式为三四式，因为四三式太像七言诗了，作者都会有意无意地避开，况且这在叙事上也有局限。在第二部作品《碧血剑》中，金庸试用了五言回目的形式，应该说，在语言的熟练上要比前书好些，不过，五言概括叙事的功能则更差些。其实，以上所言此二书回目的问题均与金庸对回目的一种探索有关，那就是他努力地把回目当作诗来写，这一点在作者的夫子自道中即曾提及，再看此二书，均大致押韵，一如他在后来《倚天屠龙记》中所作的一样，只是隔句押韵而已。《书剑恩仇录》与《倚天屠龙记》的主要区别在于后期的金庸古典文学素养显然高了许多，因为前者虽欲写为长律的样子，但却想当然地用现代读音来押韵，以至于杂用了十一真、十二文、八庚、九青、十蒸五个韵部的韵字（《碧血剑》的押韵更差，二十回中有十二回与《书剑恩仇录》同，另八回却又莫名其妙地用了这几个相邻韵部以外的字）；后者为柏梁体诗，本可不受平水韵的拘束，却反倒中规中矩地全出自七阳韵。
此后，金庸基本上放弃了传统联对回目的制作，虽有数部作品仍使用分章剖回的形式，但标目却成为了单句：或整齐而类于单句回目，或不整齐而类于西方小说标目，总之，都不是真正的回目。直到“射雕三部曲”之三的《倚天屠龙记》问世，金庸才又一次开始传统回目形式的尝试，这次出手，质量却大为不同。金庸自己说：“本书的回目是模仿柏梁体一韵到底的七言诗四十句。古体诗的平仄与近体诗不同，不可入律。我不擅诗词，古体诗写起来加倍困难，就当作是一次对诗词的学习了。困难之点在于没有‘古气’。”这四十句柏梁体诗的好坏暂且不论（因为它本来就不是诗，虽然金庸似乎愿意把它当诗来写），其创意却是十分值得肯定的。此后，金庸又在《天龙八部》及《鹿鼎记》中有更进一步的创造性表现。《天龙八部·后记》云：“在本书则学填了五首词作回目……这些回目的诗词只是装饰而已，艺术价值相等于封面上的题签——初学者全无功力的习作。”在这里，金庸是谦虚了，因仅就词论，其俊爽流宕、气象阔大，实非一般作手所能及。而且，每册（其书一般每册十回，故此每册一词）所选之词牌亦有深意（金庸于每词下均注云“调寄×××本意”），如第一册用《少年游》，此册则叙述段誉初出大理、四处游历；第二册为《苏幕遮》，则以萧峰为主，萧峰为胡人，金庸亦注云“《苏幕遮》，胡人舞也”；第三册用《破阵子》，有萧峰领兵争战的情节，都与所叙主要故事情节有关。
而最后的《鹿鼎记》则又有出人意料的表现。据作者在第一回后的附记中说，其书初在《明报》发表时，“第一回称为‘楔子’，回目是查慎行的一句诗‘如此冰霜如此路’”，后来全书“五十回的回目都是集查慎行诗中的对句”。金庸说：“《敬业堂诗集》篇什虽富，要选五十联七言句来标题每一回故事内容，倒也不大容易。这里所用的方法，不是像一般集句那样从不同诗篇中选录单句，甚至要从不同作者的诗中选集单句，而是选用一个人诗作的整个联句。有时上一句对了，下一句无关，或者下一句很合用，上一句却用不着，只好全部放弃。因此，有些回目难免不很贴切。”查慎行是作者远祖，金庸也承认“有替自己祖先的诗句宣扬一下的私意”，但这一形式的采用更是金庸在标目上苦心孤诣求新求奇的必然。我们阅读某回情节，再琢磨一下它的回目，会发现作者的功夫没有白费，总的来说还算贴切。
查慎行
《敬业堂诗集》
金庸以上三部作品的回目都试验了新的形式，其自铸新辞、别开生面的精神是值得称道的。不过，这几种试验虽然使用了章回小说的回目形式，本质却与回目不大相同，作者在《天龙八部》后记中提到这些回目时也表示“作诗填词我是完全不会的，但中国传统小说而没有诗词，终究不像样”，可见他已将自己的回目制作向诗词靠拢了。这样的结果是其回目着眼点已不在于概括叙事，而在与情节的对读印证——此类回目在一个没有阅读过作品的人看来是不知所云的——这也正是西方大部分小说标目的特点。其实，在近代以后，章回小说的回目也开始受西方小说标目方式的影响，很多都呈现出这一面貌：具有传统回目的外在形态，却包含了西方小说标目的内核——也可以说，金庸的回目恰是以最中国化的古典诗句形式包装了西方式标目的内核，是一种中西小说标目的融合形态。
附：《天龙八部》第一册回目：调寄《少年游》：
青衫磊落险峰行。玉壁月华明。马疾香幽，崖高人远，微步縠纹生。谁家子弟谁家院，无计悔多情。虎啸龙吟，换巢鸾凤，剑气碧烟横。
-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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