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子眼中的苏秉琦
考古汇：
从您书籍的叙述中，我了解到了一位学者之外的苏秉琦，您能具体给我们讲一讲吗？
苏：
我首先想和你说一件亲身体验：我此生在许多情况下，无论是喜怒还是困苦，我总是习惯性地问自己：要是爸爸遇到同样的情形，他会怎样面对？父亲有他做人做事的人格标准，有他的高尚可贵之处。
苏秉琦全家福，摄于1965年底。前排为苏秉琦夫妇，后排自左至右为苏家四个子女：怡之（老四），恺之（老大），悌之（老二），慎之（老三）。
我说一件陈年往事，1943年最艰苦的时期，“中央机器厂”一个行政管理者克扣工人工资，私自汇回了老家，事情败露后，厂长王守敬先生很气愤，要严办他，狼狈的他四处求人为他说情，包括央求我父亲。我父亲因为北平研究院的公事曾和他有过一些交往，父亲对他的丑事恨得咬牙切齿，拒绝为他说情，但又不忍心工人受屈，决定借给他亏欠下的一部分钱，这笔金额在当时的艰苦岁月里可是要命的钱数，相当于父亲一个多月的工资。多年后，我还询问过父母：“你们当时把咱家的吃饭钱借出去（事后此人一直没有送还），日子怎么渡过的啊？”父亲说：“多亏你的妈妈很会勤俭持家，不然我们到月底真就揭不开锅了。”
考古汇：
苏秉琦先生真的是很讲原则，很无私忘我的人啊。您有这样一位父亲，一定感到自豪和幸福吧。
苏：
我的父亲离世已经二十年了，我也步入80岁的老龄阶段了，忘性也大了。可我对于父亲的思念和思考一直没有间断，有些陈年旧事反而在我的脑海里越加清晰起来了，我这才对他的人品，思想灵魂境界的了解的更深化了，和他的心灵更贴近了。
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上初中，就开始背上了“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我很惧怕和人说到自己的父亲，那种自卑感、失落感，对于一个少年、青年的压抑是很深重的，你们没经历过如此的体验。到了六十年代、适逢我进入而立之年前后，这种思想包袱达到了极点，我真不知如何体贴关怀他，他正处于极度困境之中，作为儿子的我又如何与他“一刀两断地划清界限”。我的‘又红又专’的道路举步维艰，整日欲哭无泪。直到改革开放，“剥削阶级旧思想”的锁链才得以解脱。至于你说的自豪感，那则是在上世纪末、也就是父亲离世前的几年，才略有显现，而在此时，父亲很是敏感、及时地对我们说过，社会上的那种名人效应（借着名人的光环让自己也沾光）是很无聊、无趣的，“咱们家可别沾惹上它啊”。所以我一直盯嘱自己：此生务必低调做人。
考古汇：
您在书中描述父亲的时候非常细致，父亲的形象由此透着亲切、真实。许多令您记忆犹新的故事，值得我们品味，对我们很有启发。您能否再说一些？
苏：
当我渐入老年，回顾一幕幕往事，甚而直到撰写《我的父亲苏秉琦》书稿时，发现父亲对我们的培育、启迪无不在“润物细无声”的日常的闲聊中。我再举几个例子。
苏：
颐和园引发的思考：要善于提出问题。
1946年秋，妈妈带着我们四个孩子从昆明辗转回到了北平。几天后，父亲去万寿山（现名颐和园）办事，顺便带了我。在一个小院子里，父亲告诉我说这是西太后办公的地方，此时大人们在聚精会神地讨论，刚九岁的我有点不耐烦，想去解手，就不管不顾地大声问：“皇帝在哪里屙尿啊？”大家对我的搅扰似有些不耐烦，斜眼看我，父亲赶快低下身子说，你去找那边的叔叔吧。我隐隐地第一次感到受到了一丝冷落。
在回家的路上，父亲却高兴地对我说：“你今天提出一个很了不起的大问题，是许多连大人都没想到的呢，爸爸要奖励你。当然，你还要学会礼貌，大家才会喜欢你。
自此，父亲开始有意地启发我学会发现问题。直到父亲的晚年，也一再地在各种场合强调：发现问题，是进步的开始，好的问题就是课题，好的课题就是学科的生长点。这让我受益一生。
苏：
向学徒工学习：深巷自有高人。
1951年，我上初二，那时候的我正处于叛逆期，上课不专心听讲，放学后疯玩。有一天，三伯父从老家来北京办事，住在我家，和我的日常接触较多，我惊讶地发现他的心算能力极强，因为能背出从11到99的乘方，可以很快地回答出两位数的乘除法，令我佩服。父亲说，你三伯父在保定市区一个有名的布店里当过几年学徒工，当学徒学来了不少知识呢，你可以到咱家附近的那些店铺里慢慢观察学徒工们是怎样地“偷”学技术和本领。
于是妈妈常陪着我去观察，渐渐地积累了许多见闻。不同行当里学徒工的情况也有诸多差别。我发现，中药店里学徒工的学习环境最好，其次是绸布皮毛店。而最不好的是自行车修理铺、豆腐作坊，那里的技术含量低而条件极困苦。
到了初三，恰逢语文老师要我们在课下写一篇自命题的作文，我就写了《向学徒工学习》的长篇作文，得到了老师的表扬。通过观察，我看到了社会的一些现状，知道了我和学徒工们的明显差距，从而觉晓到自己的幸运，懂得了要珍惜学校的时光。我开始用功，无需父母敦促，到了高三时，学习成绩已在前几名了。
苏：
关注“底层”：学会做人。
向学徒工学习，我原以为这不过是让我看到差距，仅此而已。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才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父亲的这一诱导，也是来自他的人生理念：眼睛朝下，关注底层（甚而是尊重对方），这才是做人的基本。
1946年秋，我们一家路经三峡看到裸身拉船艰难前行的纤夫，船上的客人对眼前的景象感到惊讶，发出歧视和议论，父亲则平静地对我说：“社会很复杂，生活在底层的人这般艰难，不要忘记、更不要蔑视他们”。此后父亲还要我记住古人的话“爱人者人恒爱之，重人者人恒重之”。
在北平研究院办公大楼东侧的四合院（右侧是顾颉刚先生的临时住房，左侧是苏先生的暂住地，摄于1947 年）
父亲从不摆架子，待人和蔼，从各种意见和建议中吸取力量。他也很乐意从学生们那里得到有益的启示，学生们也喜欢和他交谈，把自己的心得体会和发现毫无保留地说给他。他多次说过：我的成绩都是学生们给予的。
苏：
广泛领略：找到自己的方向
大约从高一开始，出身不好的我就暗下决心，学习成绩一定要名列前茅，因此常在家默默地加倍用功。
而父亲却开始提醒我：“到周日了，该和你的同学们出去活动了（比如滑冰、游泳），或者骑车去郊外兜风吧。”于是我和同学们一起，把东到通县、西到五棵松、南到丰台、北到清河的景点游了个遍，而考试成绩也并没有因为这些课外活动受到影响。
父亲后来说：“你在中学期间的确需要有扎实的基本知识，但除此而外你又必须要有广阔的见识，从中慢慢发现你的兴趣点所在，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那时我只要求你考试成绩在中上游，就很好了。”到了父亲的晚年，他又说起他的幼年，让我对他的成长过程有了新的了解，也让我对他的教育思想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他在很小的时候，就能不费力气吃的背诵了千字文，我的祖父感到意外，但并不因此而给我父亲加码，反而是让我父亲多玩耍，免得成为书呆子。我父亲觉得这对他的成长很有益。所以父亲几次和我们提到了千字文里的一句话：“苏老涧，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可见我父亲并不赞同那些死读书、压抑青少年自由成长的做法。
考古汇：
人们常说“言传身教”，父母榜样的力量对于子女影响非常巨大。您觉得父亲最重要的教育“秘诀”是什么呢？
苏：
这个问题我可能一下子说不好，但是我一直在思考父亲的教育理念，应该是“富养”和“穷养”兼得吧。所谓的富养不是多给零花钱，而是让他们开阔视野、多见世面、提高素质、懂得自尊，不受物质利益诱惑。穷养，主要是精神、意识的培养，固然，勤俭朴素也算是穷养，但这远远不够，意志力，坚韧力，耐受力，奋斗拼搏等或许更为核心。他也要求我母亲坚持这个指导思想，确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他的经验是：“首先要抓好头羊（老大）；二是，对孩子既不要抓的过松，也不能过紧，远近、冷热都要适度才好”。这是在一次父亲和朋友的闲谈中我无意间听到的。我们四个子女的成长较为省心，这可以说是父亲的教育“秘诀”吧。
作为教师的苏秉琦
考古汇：
苏秉琦先生认为，青年学子是关乎国家未来、民族复兴的生力军，在其半生的教师生涯中他是如何培养青年学子呢？
苏：
我认为，他是把教学当作报国的途径，而不是简单的履行义务。正因为如此，他首先在情感上是爱学生，所以他自然就会把他的热情、他的随和、他的殷切等等，全部付出给学生，他常说“成就了学生，就是成就了自己。做人不是光想着自己为社会的创造如何，而是寄托期望于下一代。”其次就体现在教学方法上，他非常推崇当年西南联大的发散式教学方法，这种方法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思考、自由思考的内力，现在很多学校也在广泛使用。
考古所建立时的主要成员（左起：苏秉琦、徐旭生、黄文弼、夏鼐、许道龄、陈梦家）
“作老师，要真心的爱护学生，从他们的成长出发，而不是想你自己的得失”几年后，父亲又进一步说：既然当了老师了，那么自己的思想深处要清楚地懂得，你的任务，不是当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把讲稿念得通顺完事，而是把这业务里面的活思想告诉他们，业务背后的灵魂才是最主要最核心的，却也是最难的。你现在才工作（编按：苏恺之先生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任大学助教），自己就不懂、没体会，也就难做到，但你必需开始注意学会、掌握这个。
考古汇：
许多著名的学者当初都受益于苏秉琦先生，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俞伟超先生、张忠培先生、杨建华先生、匡瑜先生等等。而他们又继续为国家考古事业培养了数不清的优秀学者。这方面你有什么见闻吗？
苏：
父亲对于考古的热爱不仅在于对自己学术的创建和思考，更在于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建国以后，父亲等人就主张创办全国考古培训班，也就是业界经常说的“黄埔军校”，从1952年开始到1955年，总共办了四期，为建国初全国大规模基本建设的文物保护工作培养了大批学员。同时，北京大学筹备考古专业，他作为教研室主任，与向达、宿白、裴文中等先生一起白手创建，从设置学科、编订教材、明确教学思路和方法等等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我可以举几个例子，比如他预备开设考古摄影，他跑到老字号照相馆找来有摄影经验的技师，一起讨论适合考古工作实际的技法和模式；比如他非常注重学生的田野实习，凡自己能去时一定去，和学生一起做卡片，在现场更是反复强调要亲手摸陶片。
1985年10月苏秉琦先生在侯马工作站库房观摩陶器
父亲在北大的教学经验，曾坦率地讲给了在吉林大学和郑州大学兴办考古专业的张忠培和匡瑜。他说，必须走近代考古学的发展道路。一是抓好田野教学实习，指导老师必须亲临第一线。二是教学和科研要紧密结合。三是结合本地区的考古学特点，培养适合自己地区的人才。张忠培先生坚持父亲的理念，树立了良好的传统，吉林大学考古教育在全国影响力很大。
考古汇：
苏秉琦先生觉得教师的成功之处在于哪里？
苏：
他在家里说过，老师的第一任务，本是解除而不是强化学生们的思想束缚，教育的胜利就是发扬了学生的个性，个性就是风格魅力，那是长期积累和逐渐修正、形成的，涵盖了他的道德修养、知识积累、经历磨砺与精神锤炼。到了90年代，他开始对文化建设方面的种种现象表示担忧，例如文化人逐渐失去自我，丧失在世界的话语权等等。对于高等教育，更明确地说：我们的教育战线到了“忍痛”思考的时候了——我们绝不能办成“现代化养鸡场”，不能磨损掉学生的优点和个性，乃至磨损了他们的生命活力和创造精神，这关系到整个考古文博事业，甚至是民族未来的精神面貌。
前排坐者为苏秉琦，立者左起：李伯谦、陈雍、严文明、乔梁、李伊萍、黄景略、赵宾福、张忠培、关强、高蒙河。
考古汇：
发扬个性也意味着求同存异，作为教师，这是非常难得的风度。
苏：
他曾对他的学生们说：认可了自己就是胜利。在他晚年时又说：在学术研究上，我不需要你的认可，你也不需要我的认可，时间短暂，我们只需正面的阐述自己的观点，而无需去纠缠于那些枝节性的无味的疑议。最重要的是要得到自己的认可、历史和大众的认可，才算是真正的认可。
1988年研究生毕业答辩后与师爷苏秉琦先生的合影，后排左三为高蒙河。
考古汇：
您认为，苏秉琦先生的教育信条是什么？
苏：
在教育精神上，父亲非常推崇、也很怀念西南联大的校训——刚毅坚卓。西南联大创造的种种奇迹，无不来自这四个字的精神力量，他认为这四个字结合起来很壮烈，人文精神的引导比灌输死知识强百倍。所以，尽管我看到了他认真地写讲课提纲和教案，但据他的学生说“苏老师的讲授从来都是临场发挥的多”，这也让我懂得，父亲在教学上原本有他的鲜明个性和抱负。
苏秉琦先生和张光直先生(左)在北大
考古汇：
话题到此，今天的采访也接近尾声了，最后一个问题可能会比较矫情，但是还是希望您能大致概括一下苏秉琦先生的一生。
苏：
父亲曾归纳过一段“哲理”，他说：“上天给我们的命，有三种。第一层次是性命，即满足自己的吃穿活命；第二层次是生命，即懂得和需要亲情友情和爱情，也就是懂得和需要和别人相处，懂得关心呵护别人；第三层次则是使命，即懂得活着最重要的任务，不再是自己的命运得失，不局限于自己的小家，而是从他所处的位置，看到了他该对社会、对人类必须履行的责任和义务，视死如归。”我觉得他都做到了。
考古汇：
作为考古后辈，今天能采访到苏恺之老师，我们倍感荣幸。通过您的讲述，我们也比较清晰的了解了苏秉琦先生的为人根本和治学精神，苏秉琦先生虽然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人生智慧、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一直指引着我们，无论对于脚下的路还是未来的路，考古学都不会忘记这样一个巨人。感谢苏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及家人身体健康、生活愉快！
苏：
我该感谢考古汇，我也要借着这个机会，代表我们全家向山西省考古文物界的许多同仁表示最真挚的感谢。从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我父亲就开始痴迷着侯马地区的考古工作，出差次数达15次之多，和大家有很难割舍的情谊。
现在，能和你（你我已是隔了两代人）做思想交流，说明思想灵魂可以传承、发扬，很让我心慰，我们的这次谈话的确让我心里再次的燃烧起对我父亲等老前辈的怀念之情，还有对他认识的深化。今天，借考古汇，能把我的这一收获与大家分享，也是一种幸福。我曾在和北大同学的座谈会上说过：“当一个人把他的身心融合在他所热爱的事业里，并持之以恒，那么事业的发展历程中也必定会留下他的印记，这个印记是对他最好的怀念和尊重。生命体结束后他的思想和精神依然对社会进步有所贡献，才是更有意义的人生”。
采访及文字整理：郝丽君
责任编辑：岑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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