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文学的发展，研究者常常面临一个问题，即文学上的"男子作闺音"的现象：男性作家模仿女性的口吻作诗写文，是为"男子作闺音"。据追溯，这个说法应当出自清代学者田同之的《西圃词说·诗词之辨》：
"若词则男子而作闺音，其写景也，忽发离别之悲。咏物也，全寓弃捐之恨。无其事，有其情，令读者魂绝色飞，所谓情生于文也。"
从这话来看，最初田同之说这五个字，是夸赞此类词作的情境之动人。后来，"男子作闺音"则渐渐被用来概括男性假托女性口吻进行文学创作的现象，并在某些情境下具备了贬义因素。
"男子作闺音"最为明显的实践领域就是在小词这种文体上，南开的叶嘉莹先生曾在文字和讲座中都提及过这个问题，名为"从性别文化谈小词中画眉簪花照镜之传统"，"画眉簪花照镜"就是明显的女性行为动作，从中体现了女性细腻敏感的心理，而中国的第一部词集《花间集》，就开创了中国词体的这一传统。
其实除却词这一文体，在其他文学体裁中，"男子作闺音"的情形虽没有词作中这般频繁，但亦非少见，因此笔者用"脂粉气"一词来概括男性作家作品中体现的女性化柔媚化倾向，并在后文详细探究这种现象的成因。
一、中国的审美特性——柔性审美
中国自古以来的审美都偏柔，缺少对阳刚美的推崇。早期的《诗经》，还尚有对阳刚男性的描写和推崇，但时代发展越往后，主流审美则越来越偏于阴柔。
就拿阴阳两性来说，中国人眼中的美男子，多是风流儒雅的儒士，文职居多，善用计谋，从阴阳属性来看，则是偏阴柔的，缺少西方对于豪勇美的直接推崇。魏晋是个有趣的时代，魏晋风度是一直被提及，到如今还被众人津津乐道的精神气质，但魏晋风度的不少代表名士，却是极度在意姿容，视傅粉施朱为要事。或许我们可以说，像陶渊明种菊饮酒，王羲之高卧东窗、爱鹅成痴，这种是体现了魏晋风度的神，那么美姿容则体现了魏晋风度的形，纵然形不如神，但他们都是魏晋风度的一部分，不能完全分割开来。
《世说新语》容止篇有一则记载，说当时的名士代表何晏姿容很美，魏明帝怀疑他擦粉。当时正是夏天，天气炎热，魏明帝给他吃热汤面，只见他"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不但没有掉粉，反而脸还越擦越白了，在红衣的映照下更显美貌。其实何晏应当也是敷粉的，这一则只是说明何晏本身就很白，从中可见魏晋时期人们对于面白俊朗男子的推崇。
魏晋时期的社会主流审美是最适合用来说明中国传统审美偏阴柔的特性的。说起中国排名第一的美男子，那自然是魏晋的潘安。到如今，"貌比潘安"还是形容美男的标配词语。《世说新语》也说，潘安年轻时候拿着弹弓在洛阳道上行走，"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是实打实的超级巨星一枚。
而与潘安同称中国古代四大美男的兰陵王、卫玠，莫不是俊俏如玉：兰陵王长相阴柔，不足以震慑敌人，因此打仗时不露脸，要带面具才行；而卫玠堪称男子版的西施，被称为玉人，体虚多病，蓝颜薄命，因此传言有"看杀卫玠"一说。
如今荧幕上流行的小鲜肉，则是这种中国偏阴柔的传统审美在新时代的延续的体现。而部分人对小鲜肉的批判，甚至偏激者斥其为"娘娘腔""娘炮"的言论，则意味着部分国人对这种审美现状的不满以及想要改变这种略显畸形审美的态度。
而中国人眼中好看的女性，大多是瘦的，苗条、纤细，娇柔，梨花带雨，如西施捧心，如黛玉葬花。现在观念开放了，健康理念传入，人们的审美已经很大程度地多样化了，但一些渗入骨子里的传统柔性审美的残留依然在起着作用。
瘦的确是容易使人显得好看，但问题在于，如今以瘦为美的社会潮流已经使得女孩子甚至一些男孩子成了纸片人，体型过瘦，早已危及健康，而所谓上镜胖三斤的女明星们，更是为了镜头下显瘦而拼命减肥，168的身高还没有80斤的重量，同学见面不管胖的瘦的都在喊着减肥，这种现状是非正常的，是需要改变的。女性本就居于阴阳两面的阴性一面，如此一来，阴者更阴，而代表阳刚的男性也偏于阴柔，阴阳失调，已经失去了平衡。
二、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和男性作家主导文坛的局面
结合西方文论来说，屈原的《离骚》，开创了我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传统。屈原作品中的香草美人形象，也开启了文学中创作者以清高美好的女子形象自比，寄托高洁志向的创作传统。
香草美人是《离骚》中的一个典型意象，她有美好的身姿和高洁的品性，"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饮食起居都像人们想象中的神女，与自然为伴，以香草为饰，因此称其为"香草美人"，这其中有屈原自己的影子，也寄托了他的政治理想。
当然，香草美人的性别一直存争议，美人并非一定指女子，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个偏女性化的形象。屈原的《离骚》对于中国的文学创作和中国人的精神气质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自此以后，后世的文人士子也常以香草美人自比，抒发身具高尚修养德行，心系国家，不与奸佞同流合污，然而却也不被君王或世人理解的孤清寂寞。
香草美人的文学传统对于男性作家作品偏女性化的情况有一定影响，再者，男性作家主导文坛的局面，为这种状况的持续提供了更充分的理由。
中国古代社会属于男权社会，政治是男权政治，女性人物在历史上留名，数量甚至不足男性的十分之一。万物皆分阴阳，文学也有阴阳，壮丽豪放是阳，柔媚婉约是阴，既然男性作家主导文坛，那文学之阴阳两面皆被男性之笔扫过，因此男性作家作品中出现"脂粉气"，从这一角度看，几乎是历史的必然。古代女性一直缺少话语权，那么本该由女性书写的领域，只好由男性代言。长而久之，不少男性作家精于此道，其笔下作品描写之细腻，运笔之婉转，乍一看几与女子无异，如北宋欧阳修的《蝶恋花》：
庭院深深深几许，杨柳堆烟，帘幕无重数。玉勒雕鞍游冶处，楼高不见章台路。
雨横风狂三月暮，门掩黄昏，无计留春住。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此词刻画一个深闺少妇，处于幽闭环境下，生活领域狭窄，无力掌控自己的命运，面对深深庭院内心孤寂，伤春伤怀，难以自拔。词中对贵族女子内心隐痛的描画已是十分入微，几乎让人难以想象作者竟非女性。
其实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在长久的男权思想意识的浸润下，男性占据了所有话语权，女性缺少为自己发言的机会，连属于女子自身的领域都被男性强行书写，这种现实就导致文学中不乏一些概念化、妖魔化的女性形象，如评论家所指出的典型的"白雪公主"和"恶毒王后"两类长期存在于各类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又如齐梁宫体诗中对女性的物化。
男性描摹女子，天生有生理上的性别认知隔阂，因此结果也终归是片面化的，但不管如何，这对于我们思考为何男性作家作品会带有女性化成分这个问题是有参考价值的。
三、文学上一组有趣的形象：士子与弃妇
不得志的官员和读书人，在某种程度上与弃妇有相通之处。在最早的《离骚》中，就有德行美好、香草为伴的主人公欲求君主理解的期盼，只是那时主人公生性高洁，宁死也不同流合污，还让人想不到弃妇这个形象。但在后来，不得志的文人越来越多，内心的幽怨孤独和弃妇几乎无异，创作者也渐渐自觉地用弃妇自比，作诗或求君王赏识，或表明自己的忠心无二，以求避祸或实现志向。
说到此，曹植的《七哀》是不得不提的一个作品。元明之际的刘履在《选诗补叙》中说："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也。"子建就是曹植，文帝即为曹丕。
《七哀》就是曹植写给曹丕的一首诗，诗中言辞恳切，愁绪萦绕，他将曹植比作远行的夫君，把自己比作孤寂忧愁的妻子，妻子思念丈夫，一片赤诚，而丈夫却迟迟不归，不知何时两人才能再见。
最后他还用"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君怀良不开，贱妾当何依？"表达了自己愿主动改善两人关系，辅佐曹丕建功立业的心愿，以及对曹丕的怀疑和冷漠无能为力的凄楚伤感。曹植的这首《七哀》，是魏晋时期创作者自比弃妇的典型代表。
男性作家似乎很喜欢把自己比作女性，其一是有趣，其二是某些情景心理的确相通。
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能找出很多这样的例子。唐代诗人朱庆馀在科举应试前给韩愈的学生，时任水部员外郎的张籍写了一首诗，名为《近试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将自己欲求主考官赏识但内心忐忑的心情比作想要讨公婆欢心而同样正紧张不安的新娘的心境，可谓妙绝。
张籍自己也写了一首《节妇吟·寄东平李司空师道》，将自己拒绝李师道收买的坚决比作已嫁他人妇而谨守妇道"事夫誓拟同生死"的妇人，以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同时又婉拒了李师道，也是精彩之作。
中国一向是以集体意识为主导，士农工商中，除元朝外，士人地位最高，所以人人争读书，读书人一向受人尊敬，所谓"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
而读书人最大的目标就是建功立业，为集体为国家做出贡献，借此实现人生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读书人建功立业的途径就是做官。读书人求有名望者推荐，官员求上级领导赏识，都恰似女子求夫君宠爱。这种相通之处就使得文人自觉以女子自比，关注女子欲求丈夫关怀的心境，尤其仕途不顺遭受贬谪之人，就直接描摹弃妇心态以影射自身失落心境。
被誉为"花间词祖"的温庭筠，其代表作《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一词一直颇受争议，其争议之点就在于此词究竟有没有比兴寄托？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可能性，不能被直接否定，原因就在于温庭筠的仕途之路的确存在坎坷，为他的不得志提供了可能性，由此为此词中"懒起画峨眉，弄妆梳洗迟"的女主人公的行为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无人欣赏，因此无化妆打扮的热情。这正合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女为悦己者容"，那无悦己者，自然也无心在意仪容了。所以清朝的张惠言说此词是"感士不遇也"，笔者认为此观点是有其道理所在的。
中国古代男性作家作品中的"脂粉气"，是中国柔性审美在文学中的重要体现，既是文化心理传统的影响，也是香草美人文学传统的延续。它具有两面性，本文仅对其成因稍作分析，至于其影响，则暂不在此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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