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禄堂先生像
1900年庚子之乱，不仅加速了清朝的覆灭，也再一次给中国文化以巨大的冲击，尤其是义和团运动的负面影响，社会上尤其是文化界对习武者普遍鄙夷，甚至认为拳与匪几为同类，乃至对武术这种文化载体予以排斥。孙禄堂先生感到这个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武术就不可能得到健康的发展。所以，他著书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彰显武术的修身价值，通过阐扬武术学理并与练拳实效之间的相互印证，使人们认识到武术具有与文一理、与道同符的至高文化地位。
孙禄堂先生著书始于民国初年，但他的这种思考要早得多。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后，他重新思考武术的价值与功用，于是把修身定位为武术未来的主要社会功能，根据他的《八卦拳学》原自序，1901年他已着意研究太极拳。
有些人总喜欢把孙禄堂先生研究太极拳这件事说成为太极拳如何能“打”的证据，但这个说法只是反映了这些人自己的意愿而已，并非事实。孙禄堂研究太极拳并不是因为太极拳多么能“打”而要研究太极拳，实际上从一开始他就发现那些太极拳并不怎么能“打”。因此，在1900年之前，他并没有把太极拳作为自己研修的重点纳入自己的武学体系中。1900年后他开始重视研究太极拳，是因为他看到了太极拳背后所隐藏的修身价值与哲理，他后来宣扬太极拳也是因为这个。同时因为当时他就发现了原有的太极拳在技击技能上存在结构性缺陷（后来1928年中央国术馆首届国术国考、1929年的浙江国术游艺大会擂台赛及上海国术大赛擂台赛都一再证明了这一点），用孙禄堂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与他自己所习各家之劲皆不能相合，所以孙禄堂从一开始就着重探究太极拳的所以然之理，以便改良当时太极拳的技术结构与法理，使之能够经得起技击实践的印证，由此促生了融合形意、八卦之意于一体的孙氏太极拳的创立。
毫无疑问，孙禄堂先生为了阐扬武术与文一理、与道同符这一宗旨，有意避免节外生枝，因此在他的著述中有意不提或回避他所接触的那些太极拳在技击技术结构与理法上存在缺陷的问题，反而对这些太极拳的代表人物给予了高度评价，于是有了他在《拳意述真》中把杨露禅、武禹襄与董海川、李能然并列的那段评述，这不能不说是为了鼎革立新，更是当时为了提升武术文化地位避免武林内部矛盾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孙禄堂先生是把自己改革创新的成就列在所有前人的名下，以旧瓶子装新酒来的方式巧妙立新。这种做法在他一生的著作中时有体现。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正确认识孙禄堂先生对太极拳的态度特别关键，也对我们正确的认识孙禄堂先生的武学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使我们认识到孙禄堂先生的五部武学著作并非包含了其武学体系的全部要义和内容，尤其对其技击体系的具体技法、练法，在书中介绍的十分简略，而据我多年的考察，孙禄堂先生的技击体系是一个极为高效且系统完备的体系。
孙禄堂先生著书的目的是通过揭示武学的根本性原理，即如何与道相合，来提升武术的文化地位。所以，孙禄堂先生以《易经》为基础为其武学立论，并进而揭示了其武学与儒释道各家思想之间具有互为表里的有机联系。正所谓“君子求其本，本立道生”。
在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全面冲击之时，在打倒孔家店的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时期，当时身在新文化运动中心北京的孙禄堂先生仍以《易经》为基础为武学立论，表现出他那独立的精神人格、极大的文化自信和思想勇气。孙禄堂先生之所以如此，并非仅仅出自一种文化情怀，而是孙禄堂先生 “因拳理悟透易理，及释道正传真谛、经史子集释典道藏之精华，老宿所不能难也。旁及天文几何与地理理化博物诸学，为新学家所乐闻焉。”（《近今北方健者传》19出版）即因为有他的武学实践为印证，而且他的武与文已贯通一体、皆臻至境，所以他能认定真理之所在。这是孙禄堂的武学所以能超越时代之故。
孙禄堂先生的凛然无畏、绝勇超拔，呈现于他独立的精神中，表现出一种逆潮流而独往的坚持真理的意志，以及为了这一目标对待原则问题的坚守和对于枝节问题的妥协。
来源：武当杂志
如果觉得《孙禄堂先生著书立说与太极拳》对你有帮助，请点赞、收藏，并留下你的观点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