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看了一遍让子弹飞，它应该是姜文电影中票房很高的一部吧。票房不错，就证明大多数观众认可，片子拍的大家喜欢。片子大家喜欢，就说明这次的片子不那么绕。这是个好现象，电影是给人看的，也是任人说的。但这并不代表导演要妥协什么，甚至为了迎合观众的口味走向低俗。现在很多电影都沿着这条路往下走，不过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罢了。
姜文的电影是真诚的，这种诚意堪比小学生。他并没有说已经拿到公众的话语权，就可以不把事当事办。从这次作品的质量上，可以证实姜文说的那句话，“站着把钱挣了”。现在赚钱太不容易了，能“站着把钱挣了”，您乃神人。
说实话之前他的几部片子没看太懂，叙事风格有些奇怪，思想的表达又也太隐晦。《阳光灿烂的日子》还可以，其他的就有些莫名其妙了。但我觉得谁也不必去期望什么，也不用过度解读什么，姜文总和其他人的期望有差距。这些差距不能被解读为特立独行，只不过在我看来过于生猛。姜文作品的主要特色是节奏快，那么节奏慢了是不是就没意思了？我想姜文即使要拍烂片，也是烂的一片灿烂。
姜文
说别人坏话很不地道，不过大家都习惯在网络上指手画脚。公众人物要做大家的表率，各方面要看似完美无缺，但也并不表明作品一定要符合观众期望。当前的电影观众众口难调，比如：掏了多少钱就应该享受什么待遇，38的单人餐或68的双人餐。电影院的电影一定要有几个点：1.女主角的漂亮程度，是不是时下当红鲜肉，该露的地方露多少2.几分钟要让观众笑一次3.电影内容不能太深奥，不能脱离娱乐的主旋律4.演员台词尽量以日常口语为主，要富有现代时尚气息。而那些大叔电影、历史电影、乡土电影、现实主义电影就别演了，不单单老土，更多是苦大仇深，这不符合当前社会的发展方向。
电影要有票房，要有一群投资人养着。所以要拍有追求的电影，事实上比写有追求的文学还要困难。对于这些坚守，观众要给予理解。《让子弹飞》取材于民国《盗官记》，其中蕴含着很多中国人的生存哲学，却又完全保留了姜文一贯的男权主义风格。电影是声、光、色彩等的集合体，是最为震撼人心的艺术表现形式。相比而言文学、绘画等艺术则由于其静止性，传播的受众要小得多。而一部电影的完成，考验着导演的综合把控能力了。包括演员的挑选、剧本台词的打磨、摄影、道具布景、演员的动作走位等，这些并非是一日之功。而导演把控能力的好坏，直接影响电影的最终质量，所以我们要感谢这份真诚的心。
张麻子通缉令
姜文电影的台词一直很奇怪，这是大家看不懂电影的原因。麻匪来鹅城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钱，人为财死无可厚非。但马邦德（张麻子）在师爷死后再次回鹅城，那意义就比想象的复杂的多。姜文电影的主人公，大多是一些有文化的流氓，或者是一些有正能量的暴力力量。这些暴力让人性的善恶变得模糊，让假仁假义无处遁形，让传统的价值体系遭受到重重挑战。
姜文电影里并没有好人坏人的分别，有的只是力量的对抗与博弈。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一套价值观念，每个人都遵从自己的行为规范。同时他的电影又包含着较为广阔的中国经验，有着中国人想要的期望，又有着期望之外的荒诞离奇。日本导演恐怕不会用这样的结局，作为故事最终的发展方向，日本民族是让人匪夷所思的民族。
许多人可能认为麻匪回鹅城是为了拯救人民，或者给死去的亲人报仇。但深层的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这样的举动并非是由于某个原因，而是因为这么做有道理。这种道理成为人某些时候需要的一种成全，至于道理是什么，道理就是“道”，天道、人道与正道。
马邦德在断案的时候打着武举人，说了一段话：“可惜你是个武举人，你要是文举人我让他给你磕100个响头。”可这个时候他还拿着枪，他是个有文化情怀的人，但这个时候他还拿着枪，那就说明暴力不能用教化来化解，只能以暴制暴。他告诉干儿子六子：“你长大了要读书，别像我也别像你爸这样。等咱有了钱，我送你到东洋读两年，西洋读两年，再到南洋读两年。北洋咱就不读了，咱就在北洋。”再放着莫扎特的音乐，这样的情节成为影片意外的惊喜。
张麻子和黄四郎
还有个画面让我印象深刻，雨夜里马邦德追问黄四郎：“什么是他马的惊喜？”汤师爷急着说：“惊喜就是惊喜嘛。”马邦德仍穷追不舍：“我问你什么是他马的惊喜？”直到黄四郎说出这惊喜。我觉得这在马邦德看来也是一种成全，但这并不是黄四郎给他的，而是他自己应该得到的。他是一个胜利者，理应拿到失败者送上的礼物，说出这些也就送上了礼物。
张麻子出城剿匪
姜文的电影哲学，可以从多个方面来解读。但无论如何，姜文电影最大的亮点在于：有智慧、有力量、旗帜鲜明、敢作敢当、不媚俗、不苟且、有趣味、够男人。如果不能从光影中感受到真善美，那与其说是观众的失败，不如说是电影人的失败。
文|大平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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