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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刘震云的基本创作经历
刘震云，着名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1958年5月生于河南新乡延津县，1973年至1978年服兵役。1978年至1982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到《农民日报》工作。1988年至1991年在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读研究生。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北京市青联委员、一级作家。
8月，《一句顶一万句》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公布获奖名单时，刘震云在菜市场买菜，正犹豫着是买番茄呢还是买茄子，中午是吃番茄打卤面呢还是茄子打卤面。番茄比茄子贵。此时，出版社的人来电告诉他，《一句顶一万句》获奖了，奖金比过去高很多，他当即决定：买番茄。
奖金以前是5万，这一届李嘉诚有个赞助，变成50万了。刘震云很高兴。
获奖的共5位作家。这次投票跟以往不同，采用的是实名制。这样一来，投票人就得考虑自己的面子，手中一票得体现自己的见识，而不只是跟谁关系更近。“好多人把民主说成一只猛虎，一实行民主就天下大乱了。”刘震云说，“没想到，民主在文学的荒芜田园里实验了一下，没乱啊。”
获奖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是长江文艺出版社报送的，他根本没指望能评上，还跟出版社的人说，报啥啊，别跟人家掺和了。出版社说，试试吧，没坏处。“这边试试，那边的民主选举也试试，这俩试碰到一块了。”他把这归结为民主的力量、倾听的力量。
1月29日，刘震云在第47届开罗国际书展上，被埃及文化部授予“埃及文化最高荣誉奖”。
1982年开始创作，1987年后连续在《人民文学》发表了《塔铺》、《新兵连》、《头人》、《单位》、《官场》、《一地鸡毛》、《官人》、《温故一九四二》等描写城市社会的单位系列和干部生活的官场系列的作品，引起强烈反响。在这些作品中，他迅速表现出成为大作家的潜在能力，确立了创作中的平民立场，将目光集中于历史、权力和民生问题，但又不失于简洁直接的白描手法，也因此被称为“新写实主义”作家。"新写实主义"作家主要有池莉、方方、刘庆邦、刘恒等人。刘震云的代表作《塔铺》则获1987-1988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他的《塔铺》、《一地鸡毛》、《单位》、《官场》、《官人》等，侧重关注人与环境的关系;或者说在社会结构中人的处境。他对于“单位”这一特殊的当代社会机制，以及这一机制对人所产生的规约，作了具有发现性质的描述。无法把握的欲望，人性的弱点，和严密的社会权力机制，在刘震云所创造的普通人生活世界中，构成难以挣脱的网。生活于其间的人物面对强大的“环境”压力，对命运有不可知的宿命感;同时又在适应这一生存环境的过程中，经历了人性的扭曲。对于他们的活动，互相的折磨，倾轧，以及所表现的猥琐、自私、残忍，小说有着冷静、然而深刻的揭示和批判。这种批判，在一些作品中，以喜剧的、嘲讽的方式得到更有力的表达。相比起另外的“新写实”小说来，刘震云的作品，有对“哲理深度”更明显的追求，这指的是他对发生于日常生活中的，无处不在的“荒诞”和人的异化的持续的揭发。
自1991年发表长篇小说《故乡天下黄花》始，他开始追求新的创作境界。
1993年发表故乡系列第二部长篇《故乡相处流传》，后经过五六年的时间完成长篇巨着《故乡面和花朵》(华艺出版社1999年初版)。《故乡面和花朵》体现着他在文体和内容上的双重探索。结构的庞杂、技巧的多变、语言的繁复、意义的含混等等都令人叹为观止，也引起了一些争议。
推出《一腔废话》，推出小说《我叫刘跃进》，并被改编成电影。
以上作品，在我看来都是对于《一句顶一万句》的前期准备。
出版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引起轰动。确立了自己的最伟大或者最接近伟大的中国作家的地位。
刘震云写作的最初动力来自一个后来被人认为发疯了的新兵朋友，还有他的不识字的母亲。
刘震云从15岁开始写作，1974年，他刚当兵。那个年代农村孩子没什么出路，整天在家里吃高粱面，生活很苦，因此当兵对一个孩子是特别好的差使，当了兵，再努努力，提了干，就可以回家找媳妇。刘震云当兵时第一次见到火车，觉得那场面特庄严，火车开动放气时的样子，"呜--"真好。排长是老兵，问他想家吗，他心想有白馍吃还想什么家啊。那时候拉兵的火车全是闷罐子，没厕所，都是第二天早上车门拉一条缝，排着队撒尿，他在移动的物体上撒不出来，排长让他排最后，结果一转身，他对着排长撒出来了，尿了排长一裤子。排长跟他急了，说刘震云我算是认识你了，他告诉排长说我有点想家了。
刘震云当兵是在甘肃一个大戈壁滩上。他说他的一个新兵朋友是他到目前为止遇到的为数不多的智商特别高的一个人。一上火车就开始写诗“新家安在长城端”。刘震云感慨道:“在我撒不出尿的时候他已经开始写诗了，可见比我聪明到何等程度。”他朋友说，你别跟他们弄了，你跟我学写东西吧。刘震云说，跟你学写诗啊，成啊。就这么着，他开始写诗。他的朋友在几个月后跑了。一开始认为他叛逃，那天晚上正睡觉呢，部队紧急集合，团长说:“投降就让他投降，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子弹，上膛!”一个团的兵力布置在边境线上，最后突击了一天也没找着。因为他的朋友回家了。
有一次刘震云去他村里看他，发现他在家里摆了好多书。村里人都说他疯了，农村孩子老不下地干活，在家看书，不就是疯了吗?过了几年，听说那朋友杀了人。起因是女朋友也说他疯了，找了另外一个男的，他朋友“咣当”一锤下去把那男的砸死了。公安局审讯他朋友。一堂审下来，把公安人员的脑袋都弄大了，说没见过这么疯的人。问他一句话，他能说上几十句，语速特别快，都是《资本论》上的话。县公安局的人哪知道这种语言，纷纷嚷道:“他疯啦！”
刘震云自己说过，是一个疯子把他领上了文学道路。但对他写作影响最大的人是他妈妈。刘震云的母亲不识字，但她觉得写作是件简单的事。她在镇上卖过酱油，那时开始学字。酱油店旁边是个书店，她去抓了一本书开始看，一抓就是鲁迅的书。后来她知道儿子以写作为生，聊天时就说：“你现在也写东西?这工作不难。”刘震云说：“我觉得挺难的。”母亲说：“鲁迅在写东西的人里边算是一大个的吗?”刘震云说：“鲁迅可成啊，好多人都觉得他写得挺好的，把他当祖师爷。”母亲说：“嗨，那写作这东西太容易了，我看过他的书：后园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我都能写出来，我就是识字少，那有什么，我卖酱油，一个是酱油缸，另一个也是酱油缸。很容易。”
刘震云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是《塔铺》。当时写东西很倚重生活描写，对内核的东西不一定完全领悟，但写生活本身的时候作品会帮作者厘清相关事物。按刘震云的话说，“就好像你在地里，一锹下去，有杂草根、蚯蚓啊什么的，你未必知道一锹下去有这么多东西，但土地确实有这么多含量。所以一开始写东西很占便宜。”
《温故1942》是刘震云自己最看重的的一部作品。“我觉得它写得既感性又理性，是个好作品，包括它将要拍成的电影也是一个波澜壮阔、震撼人心的民族心灵史。”1942年，河南一场旱灾，死了300万人。更可怕的是，后代把这些事全忘了。中国是个特别容易遗忘的民族，这当然也和它经受的苦难太多有关系。那场灾害本来不该死那么多人，可是当发生旱灾的时候，一批人逃荒到原本荒凉的西北，饿死了。日本人进攻河南，蒋介石想把灾区甩给日本人，日本人坚持不进兵，不给蒋撤退的借口，双方军队形成了僵持，就在这僵持中，河南人一个个倒下了。刘震云说他写这本书是为了长民族的记性，避免灾难的重演。
刘震云认为文学创作有两个阶段，第一个是写作经验少、年轻的时候，会喜欢用复杂的事说复杂，但当作者人生阅历多了以后，哲学范畴。另一方面是，一开始写东西特别容易用人的第一反应，第一反应就是直觉，写东西节奏容易顺。写作的经验、阅历多了以后用的就不是第一反应，第二反应、第三反应的东西会更多一些，也就是反其道而行之的东西更多一些，会显得作品更疙里疙瘩。比如《手机》里一个场面是开会，各人手机响了，按正常的情况应该是大家都在说话，把会议干扰下去，但《手机》里选了一个细节，是一个人拿着手机听，他不说话。一个说话的场面一个不说话的场面，这细节就比那个好一些。
在《甲方乙方》里刘震云演过一个情痴，那是一个特别不着调的角色。当时也是因为好玩，冯小刚告诉他说就坐一块吃顿饭，结果一坐就是七天，刘震云烦了，不去了。很多人劝哪劝，最后葛优说：“您是一大演员啊。您的演技怎么样我真不知道，但您的做派确实是大演员!我没这么等过别人哪。”
刘震云说他写剧本是使自己的小说换了另外一种方式在说话，他只改自己的小说，他也没有给哪个导演出卖过劳动力。他认为，电影剧本和小说的关系一直没有摆正，其实不论哪个东西在前边，后边的应该是沾前边的光。如果小说在前边，电影剧本在后边，因为小说把所有的选择都体现出来了，剧本可以比着小说择出需要的；如果电影剧本在前边，小说应该比电影剧本写得好，因为可以站在材料和实验的基础上重新组织小说。但是中国的作家确实把这事给弄拧巴了，先有电影剧本的时候，小说就成了剧本的扩充，注了好多水，变成了剧本的附庸，结果根据电影写的小说就没法看。其实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小说和电影非常不一样，看电影是看热闹，就像听好多人在大厅熙熙攘攘地说话，看小说则像两个人在灯下谈心。如果小说成为电影的附庸，那剧本的一就可能只成为零点八，如果站在电影剧本基础上重写小说，那就是一加二等于三了。
电影改小说，是电影吃亏，没有哪个电影可以像好小说那么丰厚，电影一个半小时看完了，小说几十万字可以读一个月，时间上不成比例。另外电影是一个集体创作的结晶，有编剧、导演、演员、美术等等，哪个环节掉链子整体分数都会向下减，小说的修改则是个加分的过程。
刘震云喜欢把写作比喻成运动。生活中有两种运动，一种是找赢的运动，比如各种球类比赛，进球就算赢了；另外一种是找失败的运动，比如跳高，什么时候竿碰下来跳高就结束了。写作对于刘震云来说就是一个找失败的运动。他说过：“如果哪个作品写出来自己觉得特别好，那作家就完蛋了。我觉得作家真正写出一东西来总是挺惭愧的，挺羞于见人的。写之前有信心，说这作品是我最好的，但写完后发现不是，又写完一个还不是。你发现你要表达的在天边，到天边去找，不是;在山沟里，还不是。好容易发现了，但仔细一看还不是。写作的过程就是隐隐约约知道在哪，一直在找它。”
刘震云是作家当中比较有钱的人。
，首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刘震云以25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25位。
11月30日，以18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16位。
11月21日，以16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收豪榜第26位。
11月29日，以280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收豪榜第19位。
二、《一句顶一万句》的前前后后
《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酝酿创作了三年的作品。小说的叙事风格类似明清野稗日记，语句洗练，幽默生动。着名评论家李敬泽曾这样评论:“读《一句顶一万句》，常想到《水浒》，千年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如此奔走，这种眼光是中国小说的‘国风"，’国风"久不作矣。”
《一句顶一万句》，刘震云认为是自己写得最好的一部书。“我想通过两个‘杀人犯’来探寻人生和生命的终极意义，中国人为什么活得这么累这么孤单，一辈子活着找个知心朋友那么难？”
提笔之前，刘震云开车出了北京，穿越河北回到故乡河南延津。在故乡小住几天后，又经过开封、洛阳，到了陕西咸阳、西安、宝鸡，最后拐到山西吕梁，进入河北沧州，最后回到北京。
“兄弟，你出门在外不容易。”山西长治县一个光膀子种瓜的农民对开车的刘震云说。在一条没被污染的河边，刘震云的车被河边的柳树林和瓜田挡住了去路。他下车问路，农民大哥对他说的这句话成为了《一句顶一万句》的叙述口吻和语调。
延津是刘震云的情感触点。刘震云创作的小说，差不多三分之二与故乡有关，无论是《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故乡面和花朵》，还是《一句顶一万句》，都是以他生长的那个村庄为基本背景，千百年的沧桑，岁月的风云变化，都放在了那块贫瘠、多灾多难的黄土地上。
“我家祖上不识字。”15岁的时候，因为土地不能养活肚子，天天吃高粱面的刘震云，选择了当兵，那几乎是惟一逃离土地的出路。
“当兵对农村孩子是特别好的差使，当了兵，再努努力，提了干，就可以回家找媳妇儿。”刘震云在甘肃的大戈壁滩上当了5年兵。到部队不久，排长问刘震云：想家吗？刘震云的回答是：“排长你放心，我一辈子都不想家，天天吃白馍我想什么家？”
从部队退役后，刘震云回到老家当了名中学教师。1978年，20岁的刘震云成为省里文科状元，通过刚恢复的高考进入了北京大学，成为中文系的大学生。刚到北大，他看到上课前女同学吃东西，他就问她吃的啥？女同学说是口香糖。他就问：口香糖是啥糖呀？人家就笑他是“土老帽儿”。
在大学时期，刘震云开始写小说了。他的处女作发表在《未名湖》上，当时的编辑是查建英，那是一篇写农村的小说。这期杂志除了刘震云的小说外，还发表了两篇校外来稿：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和北岛的《幸福大街13号》。
在北大读了四年书，刘震云被分到《农民日报》工作。和许多作家一样，在最初的作品里，刘震云更多依赖的是自己的生活经验，在小人物的生存境遇描写和人情世故的描写上，刘震云有超人的洞察力。
参加高考补习班和新兵军训生活，有了刘震云早期引发外界好评的《塔铺》、《新兵连》。
使刘震云出名的是《一地鸡毛》和《单位》，接下来的“单位系列”还有《官人》和《官场》。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官场》，小说主人公正好与现实官场的一个人重名，与他的秘书重姓，此人扬言要告《人民文学》和刘震云。
到了《头人》，刘震云开始把目光转到他的故乡，有了《故乡天下黄花》、《故乡相处流传》，以及后来他花8年时间写就的四卷本200万字的《故乡面和花朵》，巨着出版后没有得到文坛回应，评论界保持沉默。当时圈子里有笑话说，只有三个人看过《故乡面和花朵》，作者刘震云，责任编辑金丽红，还有写了缩写本的关正文。
在稍作调整后，刘震云写了他的“一”字系列的《一腔废话》，接续的当然是前面的那个《一地鸡毛》，延续的有现在的《一句顶一万句》。
《手机》的结尾一节《口信》，发展出了《一句顶一万句》，但写《一句顶一万句》的途中遇到困难，《我叫刘跃进》给“跃进”出来了，等于是个副产品。回过头来，又写《一句顶一万句》，先来的反而后到了。
以往的写作，刘震云喜欢把事儿往深刻里说，他说这恰恰证明了自己没到达深刻的阶段。就像登山一样，没到山顶时说的都是山顶的风景如何美，到了山顶说的都是山下的鸡鸣和炊烟。“最好的例子就是孔子，儒学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但孔子的《论语》说的都是家长里短。”
从《一腔废话》、《手机》到《一句顶一万句》，都是围绕“说话”展开。“说话”成了刘震云小说反复打击的一个点。“我也没有有意地要把这些做成一个系列，这一时期，脑子是不是无意中在‘说话’的隧道中穿行，有可能是这样。”
《一腔废话》是说废话的作用。为什么生活中有那么多的废话？因为废话支撑着我们的生活。《手机》是说谎言的作用。谎言支撑着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谎言存在的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稳定，当谎言被揭破，对生活的破坏性是致命的。“当手机充满了谎言，就成了手雷。”这句话经由同名电影的传播，已经令许多人耳熟能详。
《一句顶一万句》是说——讲真话不容易。不容易不是心里没有这句话，而是有这句话找不到诉说的对象。书里有一位意大利牧师老詹，他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最大的区别就是，西方人遇到心里话有地方说，中国人没地方说。为了给中国人找一个能听人说话的人，他不远万里从意大利来到中国。当他把上帝送到中国人面前的时候发现，中国人跟上帝没得说。“中国人有一个极大的哲学观是什么呢，讲有用，无用在中国不盛行。”刘震云说。
多年前，刘震云的代表作《一地鸡毛》里，故事围绕着“小林家的一斤豆腐馊了”展开。这样的创作方法在其之后的作品中屡见不鲜。他把事情从一个很小的点推向荒诞。什么东西最荒诞？好多人认为荒诞的东西最荒诞，刘震云认为不是。“真实的东西最荒诞。”
“生活这么荒诞，还用你去编么，再编能编得过生活么？”在他眼里，好莱坞大片厉害，可任何一个大片都超不过生活本身。把生活中的逻辑写出来，足够了，“你需要的是倾听。”刘震云说，“很多人说要体验生活，要直面现实，这话都特别扯淡，你整天都在生活里边。”
和笔下的人物聊天——这是他写作的驱动力，也是他的乐趣所在。现实中找朋友吃饭聊天需要找时间找空间。但对于写作者来说，他有充分的时空和自己笔下的人物聊天。“写作能让你跟愿意待的人待在一起。”
生活中，刘震云最讨厌两种人：一种是故作高深的人。“经常会有人拍着你的肩膀说：这事啊，你得好好想想啊。他的内心一定很虚荣。”另一种是特别严肃的人。
“一个肮脏的国家，如果人人讲规则而不是谈道德，最终会变成一个有人味儿的正常国家，道德自然会逐渐回归；一个干净的国家，如果人人都不讲规则却大谈道德，谈高尚，天天没事儿就谈道德规范，人人大公无私，最终这个国家会堕落为一个伪君子遍布的肮脏国家。”这是胡适说过的一段话，刘震云非常欣赏。
在《一句顶一万句》里，刘震云用不同时代的两个小人物的生存和命运书写人生的“出走”和“回归”，小说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惟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建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
出版商说《一句顶一万句》是至今为止刘震云最好的小说，写出了中国人的“千年孤独”。刘震云说出版人的宣传“太雷人”了。可能为了好卖书，非跟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联系到一块儿。不过，他自认为《一句顶一万句》是他最成熟的作品。
而关于好作品，刘震云有几个自己的标准：一、得对世界有新的发现，说的是不同的话；二、书中的人物，是自己的知心朋友，说的是知心话；三、技术层面，用宋朝的话说，端的写得一手好个锦绣文章；四、要写出好作品，还得有非凡的胸襟和气度。“作品考验到最后，技术层面已显得很不重要了。技术层面是多数人能达到的；非凡的胸襟和气度，却是少数人才能修炼出来的。”
刘震云跟很多作家不一样的一点，他是一个自由职业者，好多年前就不拿《农民日报》的工资了。“我是靠写字为生的人，那些专业作家是能靠这个职业拿工资的。”
他从来没认为作家是一个多么高贵的职业，“我们村儿的人呢，也不认为我写作是个多么了不起的事情。跟我表哥去街上做个小生意，卖个花雕，卖个凉粉儿，卖个洋纱的布是一样的。直到现在我回去他们还说，你不就靠编瞎话儿为生么。”
打工的父老乡亲有孤独却不说。“他们不说，我有责任替他们说出来。就像我家要垒鸡窝，在建筑工地当大工的表哥，有责任替我砌起来一样。”
刘震云认为，在我们的生活中，人和人的关系非常危险，人和神的关系非常保险。《一地鸡毛》里小林是孤独的；《手机》里的费墨也是孤独的；更多孤独的人是“刘跃进”这样的人，《一句顶一万句》里的杨百顺和牛爱国也是孤独的，“孤独”对刘震云来说，是一把通向文学神奇之境的钥匙。
刘震云说：中国人太孤单太寂寞了，几千年活得都是这样。
中国的文化生态、生活生态，跟有宗教的民族的生活心态和文化生态有特别巨大的区别。因为有宗教的社会是人-神社会，就是我们俩除了有交往之外，还有一个神，我们俩交往的时候都在跟神交往，这种交往是一种三角的关系，三角的关系用数学理论和物理理论来讲，是特别稳定的一种关系。神是无处不在的。神除了告诉你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你是谁之外，还起着一个更重要的作用，就是你随时有事情有话都可以跟神说。你有忏悔的话，有痛苦的话，有高兴的话，你都告诉神。因为神是无处不在的，也许他没有，但是宗教的想象力我觉得非常巨大，而且非常有威力。我们老是说，不可告人，不可告人的事儿，你都可以告诉这个神。你犯了多少对不起人的事儿，多么惊心动魄的事儿，你都可以说，主啊，宽恕我吧，主的回答都是，孩子，你已经被宽恕了。这是有宗教民族的生活生态和文化生态。但是不少中国人并没有真正信仰过宗教。你有心里话，必须找对一个人你才能告诉他。三天不吃饭饿不死人，可是三天不说话就把人憋死了。而你找知心朋友的话，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事儿，不是清朝艰难，不是民国艰难，也不是唐朝艰难，是从古到今都很艰难的事儿。所以有一句话叫，人生得一知己，足矣。人找人，这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朋友找着了，并不一定你这心里话就要告诉他。话找话，比人找人还困难，是不是说得着，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是会发生变化的，知心和不知心也是会变化的，知心朋友有十个，但这十个知心朋友可能都变得不知心了。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是不会变的，神永远是人的知心朋友。神的嘴很严，人的嘴是不严的。祷告为什么要在密室呢？密室的意思就是不让别人进去。但是在人-人社会，人的关系变了，我变了，或朋友变了，还有一个是生活本身也变了。这三条任何一条发生变化，人的关系都会改变。这三个关系在一起的变化可能会产生化学反应，这种化学反应可能会导致朋友关系的颠覆。如果朋友跟我变得不知心了，我会把朋友跟我说的话给说出去，这就变得非常危险了。
所以说人和人的关系是非常危险的，人和神的关系是非常保险的。在一个非常危险的人-人社会中，一个人怎么能找到另外一个人，一个话怎么能找到另外一个话，我觉得这样一个生活形态和话语形态，甚至比一个社会形态和历史形态要重要得多。因为社会形态和历史形态总是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许多伟大的人物会说他们创造了历史，但是历史很快告诉他们这个历史已经过去了。千里搭凉篷，没有不散的筵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毛主席说，我一辈子能改变郊区的几个公社就不错了。连公社也没能改变得了，因为现在没公社了，又回到了乡和镇。所以我觉得像社会的阶段和历史的阶段，都是挺阶段性的，都会过去。但是像人-人社会这样一种生活形态，它是比较稳定的。怎么跟人打招呼，见着问，吃饭了吗，我觉得这个是千年以来根本不变的，它是个常态，不是变态。所以我觉得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好像摸到了一个特别根本的东西。
当一个人在说表面的话的时候，他的话语是非常滔滔不绝和铺张的、张扬的。比如我们在酒桌上的谈话，一般那个场景都是滔滔不绝的，笑语欢声的。表面的话呢，适合说黄色笑话。但是一个人找另外一个人，一句话找另外一句话，因为它是心里的话，知心的话，跟表面的话是非常不同的，一般都说得比较短，比较朴实，比较真实，比较知心。朴实、真实、知心，是最有力量的东西，不需要外在华彩的东西去渲染一种气氛，因为真实、朴实是自然会产生一种气氛的。
中国是个人-人社会，没有一个神在那儿，所以表面的现实和物质生活是非常喜欢热闹的。你会发现我们有那么多的节日，那么多的集市，那么多的庆典，那么多的开幕式，特别喜欢这种群体的欢乐。这种欢乐的背后，当他是一个个体的时候，他是特别孤寂、特别寂寞的，所以大家才要出来，制造一个群体的欢乐。只要是中国人，几个人凑在一块儿，都是笑语欢声。不但知识分子是这样，酒桌上是这样，说黄色笑话，就是工地上的民工也都一样，都是笑语欢声，但他剩一个个体的时候，他在街头蹲着，你会发现他们眉宇之间露着一丝忧郁。这种忧郁的种子在时间稍微长了的时候长成一棵树，这棵树就不叫忧郁了，叫孤独。人-人社会的人是非常孤独的。当孤独在每个人的心里连成一个群像时，这个孤独是非常可怕的。孤独会是另外一种反动和恶魔的力量。恶魔在私语里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儿。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生态和文化生态，而我们又非常的热闹。喧闹和突然寂静下来这个关系，我觉得是生活中的另外一种景象的对比。
孤独与寂寞是《一句顶一万句》表达的主题。杨百顺和牛爱国是农村进城打工的，他们从事卖豆腐、剃头、杀猪等体力活，他们也有精神痛苦和流浪，在以往的文学作品里，这些只表现在知识分子身上。
刘震云认为，过去大家都觉得这是知识分子才有这样高级的精神活动，比如《古拉格群岛》、《日瓦戈医生》，或者《哈扎尔辞典》、《霍乱时期的爱情》、《我的名字叫红》，写的都是知识分子因为战争、政治、宗教等原因的精神痛苦和思考。
其实，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好多不识字儿的人，他们面对生活的时候，突然悟到许多书本上悟不到的东西。就像《一句顶一万句》这里写的磨豆腐的、贩驴的、剃头的、杀猪的、染布的，他的精神漂移和流浪，要严重得多。
刘震云不喜欢我们日常生活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刘震云说过：“知识分子”的概念如何界定？读了几本书，就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得对这个世界有新的发现。大部分的“知识分子”，不过是“知道分子”罢了。有时候读他们十年书，还不如听卖豆腐的、剃头的、杀猪的、贩驴的、喊丧的、染布的、开饭铺的一席话呢。
特别是中国作家，也假装是“知识分子”，他们一写到劳动大众，主要是写他们的愚昧和无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百十来年没变过。采取的姿态是俯视，充满了怜悯和同情，就像到贫困地区进行了一场慰问演出。或者恰恰相反，他把脓包挑开让人看，就好像街头的暴力乞讨者，把匕首扎到手臂上，血落在脚下的尘土里，引人注意。
除了这种描写特别表象外，我还怀疑这些人的写作动机。一个站在河岸上的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一个钓鱼的人，怎能体会一条鱼的精神流浪和漂泊？他关心的不是鱼，而是他自己和他自己所要达到的目的。他们找人没有问题，但想找到相互知心的话就难了。
更大的问题在于，他们认为重要和强调的事情，我舅舅和我的表哥们认为并不重要；他们忽略和从没想到的事情，却支撑着我亲人们的日日夜夜。他们与街头暴力乞讨者不同的是，乞讨者把匕首扎到了自己身上，他们把刀子扎到了别人身上。我讨厌这样的写作，讨厌这种“知识分子”的写作。
刘震云说，我们首先必须知道一点，作家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这话特别好。前几年，我买了个房子，民工在我们家装修，我天天请他们吃中饭跟晚饭。其中一个小伙子不好意思了，说：“刘哥，你天天请我们这种人吃饭，我没啥回报的，只能说点儿知心话。”他会告诉我好多烦恼，怎么从老家出来，怎么打工，一侄子怎么被电死啦。后来又说，“人生一辈子，要老想这些难受的事儿吧，你也早上吊了。想难受的事儿的时候吧，想想还有高兴的事儿，也就活下去了。”这些话很朴实，透着他人生的体验和实践，可比那些知识分子和书本上的话好得多。
我上大学的时候，对我启发最大的是吴组缃先生。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多是“五四”过来的老先生。吴先生开讲座，从来不说书本上面的事儿，总是跟你聊人生经历。他返朴归真，知道这些知识、教材上的事儿都是从生活中来的。
他就是说六个字，一句是“不着急”，许多人着急了一辈子，也就活一辈子。不着急其实是调整好人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不管什么事情，慢慢来。不管是做人做事，想好做好。另外一句是“不要脸”。“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吴先生受到批判，去厕所扫地，他却说“我人生里干得最漂亮的事儿，是北大的厕所我打扫得特别干净。我是一个打扫厕所的人，我就不再把自己当教授啦。”这是不要脸的前提啊。但是他的朋友老舍先生是人民艺术家，他突然受到批判，“士可杀，不可辱”，跳湖了。所以吴先生对我们说，不着急、不要脸，这话是他自己一辈子体会出来的。我们下边这些听众，当时年轻听不明白，但随着年龄增长，五十来岁了，可能就慢慢地体会出来了。
曾经有记者文刘震云，您在接受采访时对知识分子和当代作家颇多微词，您不怕激起“公愤”吗？
刘震云这样说：公愤也分两种，如果公愤是对的，我当然害怕了。如果公愤是错的，我为什么要害怕呢？我的意思并不是中国没有知识分子，而是他们没有达到知识分子的要求。他们只是知道别人的话，重复别人的话，解释别人的话，这是知道分子，不是知识分子。我最讨厌有些知识分子的虚伪，我也说过作家，世界上只有两个国家有专业作家体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朝鲜，你写了作品拿稿费是对的，没写作品白拿纳税人的钱就不对了。门口钉皮鞋的大爷钉一双鞋收一份钱，道理就这么简单。好多专业作家还义正词严地教育别人，俯视劳动大众，还“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就错了，你要想教育别人，你首先要教育自己。我从很多年前就不拿工资了，完全靠写字养家糊口，否则我就没有资格理直气壮地说别人了。
作家不断有作品出来是好事，这证明你又遇到了知心朋友。生活对我物质上的压力很小，甚至没有。我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我对物质方面的要求并不高，我算过账，我们家自己做饭，一天三顿饭能花多少钱啊？吃得好一天也就二三百块钱，一个月五六千块钱就能生活得很好了。按照我写作的稿费收入来看，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作家一两年写一本书，其实并不算多，要知道一年有365天的啊。书跟书不一样，写《故乡面和花朵》虽然花了六年时间，但那部书二百多万字，和现在的写作速度也差不多。
刘震云的书基本上都是在长江文艺出版的，关于这一点，刘震云的解释我觉得对于理解《一句顶一万句》也有很大的启发。
面对记者提问为什么他的书多数是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的时候，刘震云说：
我和出版社的金大姐（金丽红）、安波舜、黎波是好朋友，不是说经常在一起吃饭就是好朋友，而是对生活的态度相同，做事时见解也大同小异。好朋友在做出版，把书交给他们出，可以节省沟通成本。第二次出书和头一次出书的过程是相似的，熟人不累，我觉得这是主要原因。别人可能给我的价钱会更高，但我觉得比不上“朋友”这两个字的价高。我和金大姐他们已经合作很多年了，我不愿意把简单的事搞得特别复杂。他们是一些非常认真、非常朴实的人，把人和事想得非常清楚，我觉得这样挺好。
有人问过刘震云：人生有很大的偶然性，您有没有想过，假如当初没有考上北大，没有走上创作道路，现在会做什么？
刘震云说的很河南很可爱：写作并不是我打小的理想，我小时候最想干三件事：一，在镇上当厨子，守着炉火，特别温暖；二，在戏班子里敲梆子，月光下清脆嘹亮；三，当一个小学教员，在朗朗读书声中想自己的心事。这样做的最大好处是，我可以一直生活在我外祖母身边。如今我外祖母已经去世好多年了，说什么也晚了。上大学把我推上了第四条道路，就是当一个作者。职业转换并不关键，关键是你走上第四条路，遇到的都是前三条路上不同的动物，于是你变成了另一种动物。
三、刘震云有一个伟大的妻子和同一样优秀的女儿。
刘震云有一句常说的话：我觉得我老婆特伟大。
刘震云的妻子郭建梅女士是因为律师，中国第一个从事妇女法律援助的志愿者律师。
刘震云和郭建梅是北大时的同学，他比她高一届，他学中文，她学法律，两人还是老乡。刘震云说：“原先，我一直以为她是个简单的人，现在看来，她非但不简单，还很不一般。”
1979年的高考，郭建梅以河南安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法律系录取。她在北大一位同学的宿舍里认识了刘震云。第一次见面，刘震云一开口就是托尔斯泰之类的，她感到有点晕。当时就想走，听不下去。在她的印象里，中文系的人比较浮躁，靠不住。
郭建梅大三过生日，刘震云给她买了两朵塑料花，还有一兜梨。“那个梨上还带着烂眼儿呢，两毛钱一堆的那种，就这样的梨，不知道省了多少天他才省出这些钱来。”
她觉得这些梨特别好吃，开始觉得他真诚、善良、憨厚。刘震云当时一年到头穿着他妈妈做的布鞋，穿久了，脚上的大拇指都露了出来。平时，他拿着一个磕得坑坑洼洼的铝饭盆去食堂。“我留心了一下，他每天都喝粥。当时学校有猪肉馅饼，一毛钱一个，特别香，我都没见他吃过。但是在街上看到要饭的，他都会给点钱，五分、一毛、五毛都给过。他说：‘你看，都是我兄弟。’”她挺感动：“这个人怎么这么善良啊！”
在北大上学的时候，郭建梅的妈妈患了乳腺癌，到北京做手术。瘦弱的刘震云背着她上楼下楼。那时助学金19块5毛，他就偷偷在外头给人抄稿子，从没见他吃过好的。郭妈妈说，小梅啊，这个人真是好，你看他自己不舍得吃，一个肉包子都不尝，都给我们吃，他自己去吃馒头。
1985年，郭建梅大学毕业两年后，她妈妈病危。她当时在司法部工作，很想干出一番事业后再结婚。“我妈说，不行，小梅，你必须结婚，我看不到你的将来，但我想看着你结婚，你结婚我就放心了。”
在河南，郭建梅的滑县老家和刘震云的延津老家就隔着50多里。刘震云请来一辆吉普车，穿着借来的呢子衣服，把郭建梅接走了。
1995年是郭建梅人生重要的转折点。那时，她在《中国律师》杂志工作，一天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她被陌生的NGO议题迷住了。在论坛上，有国外人士问中国有没有针对妇女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没人能回答，当时的中国真没有。
在大会上，她第一次听希拉里的演讲。主题是：妇女的权利就是人权。那次大会，她觉得“找到了亲人”。她回去告诉刘震云：“NGO的工作太适合我了。”刘震云听了之后说：“你觉得快乐就好，你愿意做的事情我绝对不干涉你。你选择的事业是超前的引领性的，相信自己，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郭建梅一听这话，就觉得踏实了。
在那个年代，辞掉铁饭碗还过于惊世骇俗。朋友说：“这事可为而不能为，你就傻吧，你就疯吧。”郭建梅还是义无反顾地辞去了《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工作，与北大老师一起，组建了中心，做起了针对女性的民间法律援助与研究工作。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美国福特基金会给中心提供了4万美元的启动资金，条件是一年至少代理50个法律援助的案子。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但郭建梅已经走了。3月，希拉里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向郭建梅颁发了“全球女性领导者奖”，当年全世界有8人获此荣誉。希拉里曾来郭建梅的中心访问，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来过。中心的墙上，挂着她们的照片和题词。
刘震云说：“现在她的事业做得红红火火，帮助了很多弱势群体。”一次聚会上，有人问刘震云：觉得你老婆怎么样？刘震云很认真地说，我觉得她特别伟大。
正因为有了因为伟大的妻子，刘震云的生活特别靠谱。可他自己却经常说自己有时候不靠谱。
刘震云说过，在生活中他多数的时候不太着调，甚至有些“二”。人清醒的时候看不出来，喝大了就看出来了。他说，喝酒跟干事情一样，也分三种人：一，能力大，胆子大，能干大事；二，能力大，胆子小，能干小事；三，能力小，胆子大，就会坏事。喝酒时，我属于第三种。
刘震云说，他写作的时候，跟喝大了差不多，智力严重降低。与书中的人物结伴而行，晓行夜宿，披肝沥胆，说的都是知心话；当从书中又抽身回到生活，出门走到大街上，突然不知身在何处，应付生活的能力会严重下降。
所以，他的聪明绝顶在这时候就显示出来了，生活中什么事都听太太和女儿的。他还要阿Q一把，说不是听她们的，是因为她们说的确实比自己有道理。生活中的天地和作品中的天地之间的转换有时候会使你的智商特别低，我太太和我女儿觉得我的智商顶多有65，所以她们做事也不跟我商量。我想建言献策，可是我在我们家不是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我从来都在会场之外。当我认识到自己确实说话没道理的时候，我在会场外边溜达着倒是自由了。
女儿刘雨霖更大腕儿范儿十足，我给她宽松，但她将我弄得很不宽松。处处管，事事管，一点也不知道抓大放小。
4月初，一则公益广告相继在各大电视台播出——“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代言人是一名叫郭建梅的女律师。人们鲜为人知的是，简短的广告词也是郭建梅的真实生活写照，她从小生活在贫苦家庭，进入公益事业时还曾因困惑患上抑郁症，支持她走过艰难岁月的正是其作家丈夫刘震云。丈夫不仅义无返顾地支持她成为了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还用手下的笔给曾患抑郁症的妻子开“快乐处方”，让妻子奇迹般走出阴霾。
1960年3月，郭建梅出生于河南省滑县。新生命的到来，并没有给贫困潦倒的父母带来欢笑，反倒让一家人陷入了愁绪，风雨飘摇的家实在养不起孩子。
郭建梅两岁时，被父母从河南农村送到北京跟姥姥生活。姥姥从农村来到城市，白天当保姆，晚上带她顺着路灯的光亮捡破烂。姥姥那个迈着小脚，手里拿着捡来的垃圾，后背挺得笔直的背影就是她童年的美好记忆。姥姥家周围住着其他小朋友，但因她是从农村来的而常常被冷落。就这样，郭建梅很早就开始了与书本做伴的生活。
在郭建梅到了上学的年龄时，文化大革命却开始了，这对已经开始憧憬知识所带了的魅力的郭建梅来说，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她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1977年恢复高考后，建梅毫不犹豫的报了名并开始了系统的复习知识。终于，1979年郭建梅最终以河南安阳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北大法律系录取。
考上北大在当地是件大新闻，郭建梅特别自豪。拿着北大寄来的录取通知书那天，她慢悠悠地骑着自行车，在屋前来回游玩。不过，很快一个现实问题打破了她脸上的幸福，京城的开销不可小觑，上学的费用还没着落呢。最后，一家人咬咬牙，几乎卖掉了所有值钱的东西，才把她送进仰慕已久的北大校园。
到了北大之后，沉浸在成功带来的喜悦中的郭建梅顿时又被甩到了谷底。在班上，她是仅有的12个女生中最穷的两个之一。别的同学家境好，又洋气。看着别的女生戴着眼镜念泰戈尔的诗歌，她甚是羡慕，自信心受到打击。
但即使这样，郭建梅还是在适当的时候得到了上帝的青睐——让她认识了日后的丈夫刘震云。
1995年，在《中国律师》杂志工作的郭建梅去采访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NGO论坛，没想到这再普通不过的一次采访任务，竟成了她人生重要的转折点。
在丈夫刘震云的支持下，参加完大会3个月后，郭建梅便辞去了《中国律师》杂志社主编助理的工作，与北大老师一起组建中心，做起了针对女性民间法律援助与研究工作。她成了中国第一代公益律师。完成夙愿的郭建梅难掩对丈夫的感激，只是心中并没底，中心的所有资金只有美国福特基金会捐助的3万美金。
在郭建梅看来，成为公益律师，让自己长时间偏离轨道的心终于找到了归属。但此时的她怎么会明白，这个阶段，正意味着心在希望和绝望之间碰撞，公益事业的困境很快就给了她沉重一击。
中心的工作是忙碌的：外宾来访、汇报工作、回答各种各样的问题……为中心的事四处奔波，郭建梅的嗓子一刻也闲不下来，不堪负荷，所有的苦对一心想为弱势群体援助的郭建梅来说并不算什么，真正的困境足以让她束手无策。
妇女法律援助的对象通常是特别贫困的女性当事人，具有代表性、普遍性的典型案件，严重侵犯妇女权益的重大、疑难案件。这就注定了郭建梅的对手，不仅仅是刁蛮的凶手，还可能会遇到某个地方的行政阻力。有一次在外地办案，法庭上聚集了众多对方当事人的家人，扬言开完庭就要打她们；还有一次刚到办案地住下，就听说有人会来报复，半夜三更的，她们只好东躲西藏，转移到别处。
在多次挫折的打击下，中心的很多团队成员都打起了退堂鼓，郭建梅也曾经游离不定。有时候，她自己也不知道到底能撑多久。
郭建梅必须面对的，还有来自社会的世俗眼光，有些人认为：有能力、有水平的律师都是承办经济案件赚大钱的律师，只有没能力的律师才会去干收入微薄的法律援助。当面对着一些人甚至是某些朋友的蔑视眼光时，心中的酸楚苦涩无以言表，只能用精神胜利法来鼓励自己。
在中心成立5周年的时候，郭建梅感到身心俱疲。那段时间，郭建梅经常会莫名其妙的哭，她对刘震云说自己不想再干这件工作了，虽然在这个工作中她找到自己，但同时也失去了自己。看到自己的妻子这样的难受，刘震云带郭建梅去看医生，诊断结果为中度抑郁症和重度焦虑症。这让曾经被多次退稿都没有抑郁的刘震云来说着实在费解。
在一番求医无效之后，刘震云并不认命，他决定帮妻子走出精神困境，做妻子的良医。为了治好妻子的病，刘震云甚至停止了写作，四处为妻子寻医问药。
6月，病情越来越重的郭建梅休假半年，刘震云带她住院治疗。为了鼓励妻子，刘震云写给了她一句话：“你是你的敌人，只有你才能打倒你；你是你的天使，只有你才能拯救你！”在丈夫的鼓励下，服药两个月的郭建梅病情好转。
也许是那句从刘震云笔下写出的话让妻子重新正视自己的处境，看到妻子脸上的愁容渐渐散去，刘震云来到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给妻子开出“快乐处方”：每天早上对自己大笑10分钟；每天打一次不少于半小时的乒乓球和羽毛球；夫妻一起晨起跑步；每天眺望一次蓝天绿地；每天晚上画一幅山水画；戴耳机上网听音乐每天不少于两小时；每天至少念叨100遍“吃得咸鱼抵得渴，天天快乐一点点”……
在丈夫的精心照顾下，郭建梅的病情一天天好转。对于郭建梅来说，春天是一个让人能有美好回忆的季节。每逢春天，刘震云都要陪妻子到田野去看风景。对于刘震云来说，陪妻子已不再是开给妻子的处方，而是在享受和妻子在一起的幸福。
在一次聚会上，当刘震云被问到自己的老婆怎么样时，刘震云很认真地说，“我觉得她很伟大”。这样的话，刘震云从未当着自己的面说过，而如今，却在众人面前说出来，这让郭建梅特别的感动，也对自己的工作增加了信心。
横跨文学和影视两界的刘震云一度事业火红，但为了陪妻子，也为了更好的创作，刘震云离开了浮躁的影视圈。对于刘震云来说，写作的过程是他在寻找一个生灵对世界万物的感觉，写作能使他以更平和的心态看待自己所处的浮华世界，“性格更坦然了，不再急躁了，对名利的诱惑也很淡了”，在谈到自己投出的“重磅炸弹”《故乡面和花朵》时刘震云平静地感慨道。
一次，中心开了一个公益律师的研讨会，一个律师突发心肌梗塞，去世了，才36岁。那段日子，郭建梅另外两个朋友也是突然去世，一个51岁，一个34岁。这让郭建梅非常感慨，“有的人说，活着的时候拼啊争啊的挺厉害，但到八宝山看几个葬礼就全明白了。在这个世上，什么是值得你追求的？”郭建梅也没想明白。有的人趋名，有的人趋利，自己这样的是趋理想、趋信仰！
在刘震云爱情的祷告下，半年后郭建梅涅槃重生，终于解开了心中的结，对一切都开始释然，并重新回到了事业的轨道上。郭建梅身陷阴霾时，丈夫始终紧握她的手。刘震云的“快乐处方”让郭建梅的公益律师事业越走越坚定。
走出抑郁阴霾的郭建梅在丈夫的坚强后盾的支持下，重新投入事业。由于之前的团队涣散无力，中途经不起考验的一些队员无奈撤退，郭建梅咬咬牙为团队作了次大换血。在郭建梅的果断领导下，事业开始起死回生，并得到了国际上的认可。
3月，希拉里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向郭建梅颁发了“全球女性领导者奖”，当年全世界有8人获此荣誉。希拉里曾来过郭建梅的中心访问。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也光临过郭建梅梦想发芽的地方。尽管熟悉了事业蓬勃发展的生活，当弱不禁风的郭建梅在众目睽睽艳羡的目光中走上领奖台时，泪眼模糊。金光闪闪的奖杯后，是丈夫用笔耕耘出来的爱和宽容。
3月，来北京访问的希拉里第6次接见了郭建梅。当问到郭建梅对未来的规划时，她泰然自若，表示就算风浪再起，她也会倾力而赴。她的刚毅打动了希拉里，也打动了身边的所有人。
事业如日中天的郭建梅，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理解和欣赏。前段时间，作为公益律师的郭建梅被一家广告公司相中，为芬必得的公益广告代言。周围的广告无不充斥着明星或帅哥靓女的身影，而今，让已不再年轻的郭建梅出演广告，她有些犹豫不决，丈夫甚至也觉得有些不妥，怕因此让公益事业“变色”。郭建梅最终还是欣然接下了广告，她决定要因此把“公益律师”这一职业推向前台，用税后的片酬改善中心办公环境。
广告在审查时还遇到点小麻烦，因为画面上出现了农民工三根被绷带包扎的受伤指头，有关部门认为这样的画面给人的刺激过于强烈。现实是，在郭建梅办案的过程中，所见之情形不用说是三个指头受伤，连胳膊腿掉了的都有，这让郭建梅感触颇深。
郭建梅接拍这则广告获得的酬劳是100万元人民币。她没给自己留一分钱，所有钱都捐给了中心。这笔钱能加快中心公益事业的拓展：从妇女扩展到其他弱势群体，比如农民工、下岗工人、残疾人等等。一个公益律师网络将会被建立起来。尽管开支宽松了，但中心仍然在北京北四环东路的一处公寓里，每年的租房费用仅10万元，和一些大的律师事务所高达百万元的办公室租金相比，郭建梅更注重团队的经营。
4月，郭建梅所拍的广告出现在了各大电视银幕上：她走在冬日的乡间小路上，身后是温驯的羊群，远山迷蒙。“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这正是郭建梅对人生路的概括，在过去的公益事业中，她何尝不是步步艰辛，能让她心情宽慰的也正是那些无助的弱势群体淡淡笑容。
刘震云每当看到妻子拍的广告在电视上播出时，都会放下手中的事，细细口味，扬起的嘴角上难掩幸福和自豪。看完广告后，他会习惯性的闭上眼睛，身体微微靠在沙发上。因为他正在酝酿一个计划——为妻子写一本书。
作家丈夫用手中的笔写出了一段传奇，让沦陷抑郁的妻子重新焕发成功的光彩。他们的爱也许少了几分波光粼粼的浪漫，但更多的是同甘共苦的喜悦。如今，走过沧桑岁月的刘震云欣然告诉笔者，他将执笔把这段朴素的爱情装订成书，珍藏于世。郭建梅也对丈夫的决定充满了幸福的期待。
那部书叫《我不是潘金莲》。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看看。目前来讲已经是当代作家作品中在单位时间内被翻译到国外最多的作品。
郭建梅获得的部分奖项：
度“为了公共利益年度人物”-《南风窗》杂志
“公益楷模”，第三届中国公益事业发展论坛暨百位公益楷模先进事迹报告会，
“全球女性领导者奖”，美国国际妇女权益组织“重要之声”
“公益律师年度人物奖”，美国旧金山法律援助协会，
“COSMO年度时尚女性大奖”，《时尚COSMOPOLITAN》杂志，
度“西蒙•德•波伏娃奖”，与艾晓明同获，
度“美国国际妇女勇气奖”
去年七月份，刘震云郭建梅的女儿刘雨霖以延津老家农村生活为素材的电影《门神》在美国获得奥斯卡电影奖大学生作品奖。
【李少咏老师简介】
李少咏，逍遥镇人，先后求学于西华县高中、河南大学，
任教于周口师范学院、洛阳师范学院，文学博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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