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明中晚期文人的精神生活中十分重要
明至弘历之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城市经济的繁荣，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文人从原来对家国情怀的“言志”转向了天真自然的“言趣”。
他们开始讲究生活的意境和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在居室美化上的表现突出，比如藏画、藏书、养鱼、插花之类。居室案头布置一些与季节相配的瓶花，境趣相和。一般的日用品都求其新奇，质地不嫌贵重，做工不嫌精致，装饰不嫌繁缛在生活中充分实现自己对美的追求，尽可能地把生活艺术化，使日常生活本身成为一个值得玩味、值得留恋的存在，求得世俗生命的完满。
于是，饮茶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明中晚期文人的精神生活中变得十分重要。如同文震亨所言：“有明中叶，天下承平，士大夫以儒雅相尚。若评书、品画、渝茗、焚香、弹琴、选石等事，无一不精。”这一时期的文人借助“趣之皮毛”的形式，将生命艺术化，孕育出文人饮茶文化的一种特殊的艺术情趣。当时的许多茶书著作、茶画、茶诗，山水茶会、雅集茶会等都反映出文人充满艺术化追求的饮茶生活。
对“境”的认识，最早见于唐代诗人王昌龄的《诗格》:“处身于境，视镜于心。莹然掌中，然后用思，了然境象，故得形似。”其后中国诗学一贯主张一切景语皆情语，融情于景，寓景于情，情景交融，自有境界。文人饮茶生活也特别强调情景交融，以境言情、言志、言趣。
明代文人诗画中描绘的文人饮茶生活，多以心系山林为主调，表现为“山水自然”与“茶人”相结合的意境，茶人借饮茶而活跃在山水自然之间，山水自然也因有了文人饮茶活动而显出特别的韵味。
关于饮茶“意境”，历代都有众多的叙述。明代冯可宾的《齐茶录》，在“宜茶”中提出适宜品茶的13个条件：“无事、佳客、幽坐、吟诗、挥翰、徜徉、睡起、宿醒、清供、精舍、会心、赏鉴、文憧”;一与宜茶13个条件相应的，他还提出了不适宜品茶的“禁忌”7条：“不如法、恶具、主客不韵、冠裳苛礼、荤肴杂陈、忙冗、壁间案头多恶趣”。
对自然环境的追求，自唐以来都受到饮茶文人的关注，他们在把握自然的同时，也将饮茶活动与自然的环境条件相契合。唐代诗僧灵一诗云：“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岩下维舟不忍去，青溪流水暮潺潺。”山泉潺潺，青烟袅袅、白云悠悠，说不尽的野趣，使得茶人品饮至暮色苍茫仍不舍回寺。另有钱起诗云：“竹下忘言对紫茶，全胜羽客醉流霞。尘心洗尽兴难尽，一树蝉声月影斜。”竹影婆婴，蝉鸣声声，夕阳西斜，是典型的清寂环境。在这种环境中，钱起和他的好友赵营品饮着紫笋清茶，感到尘心洗净，俗念全消，心灵空明，乐而忘返。
明代茶人喜好“松月下，花鸟间，清白石，绿鲜苍苔”的饮茶环境，继承了唐宋以来文人对饮茶自然环境的要求，但是明代山水茶事画作大多反映出山水树林和茶人怡然天趣的生活，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文人更为喜好清幽、空灵的自然环境。
文微明《林榭煎茶图》中，饮茶场所在一个茅舍亭榭之内，周围山丘高耸、松林权”‘、短篱小草。文人画作中时常出现茅舍亭榭的意境，这是明代出现的专门用于饮茶活动的“茶寮”，它使茶事活动有了固定的场所。屠隆《茶说》“茶寮”条记：“构一斗室，相傍书斋，内设茶具，教一童子专主茶设，以供长日清谈，寒宵兀坐。幽人首务，不可少废者。”茶寮，一般是指饮茶的室内环境，明以前饮茶活动场地也常常在室内展开，但仍然是居住环境的一部分，并不是专门为茶事活动而建。而明代的茶寮已明显与书斋相隔，并设有专门从事茶具管理、煮水沏茶的茶役。但专门茶寮茶室的构建虽也置于山水之间，且意趣风雅，却始终不及茂林修竹、怪石名泉、山村小桥以及松月苍苔那些清幽空灵的饮茶意境自然，显得开阔异常而有勃勃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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