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1892-1978），1892年11月16日生于四川省乐山县铜河沙湾，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现代文学家、历史学家、新诗奠基人之一。
19，郭沫若留学日本，在九州帝国大学学医。19，发表第一本新诗集《女神》。1930年，他撰写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49年，郭沫若当选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会主席。
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等要职，当选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第二、第三、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1978年6月12日，因病长期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86岁。
郭沫若出生在四川乐山观峨乡沙湾镇的一个地主兼营商业的家庭，沫若是其笔名。父亲郭朝沛，为人精明强干，是地方知名人物。母亲杜荪福，出生于官宦之家，性格温和，持家勤谨，知书达理。郭沫若大哥郭开文，是四川第一批留日学生之一。
郭沫若最早从他那里接触到资产阶级维新思想。
1897年春，郭沫若四岁半进入家塾读书，从《三字经》发蒙，然后陆续读“四书”、“五经”，诸子文论，《史鉴节要》，《东莱博议》等等。他还跟他大哥学习了《群经音韵谱》和《说文解字》，这使他对文字、音韵、训诂之学有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同时《千家诗》、《唐诗三百首》、《诗经》等诗集，激发起他对诗歌的兴趣。家塾的后期，郭沫若还接触到一些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启蒙新学，如物理、地理、国文、东西洋史和数学等。
1906年春，郭沫若考入乐山高等小学。1907年秋，他又以优异成绩升入嘉定府中学。由于课堂上的求知欲得不到满足，课外又无正确的引导，加上小学第一学期校方对他的成绩不公平的处理，使他“开始接触了人性的恶浊面”，他“恨之深深”，“内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起来了”。他有意识地反抗学校当局，蔑视校规，酗酒、游乐，甚至打架闹事，结拜弟兄，成了“问题”人物。为此，他曾两次被学校开除。这期间他还沉湎于中外小说，饮酒做诗，幻想旧式文人的清高，风流才子的浪漫。这又形成了他另一面性格。
19春，郭沫若进入成都高等学堂分设中学。19春，他考入成都高等学堂实科（理科）。在成都的三年，他参加过立宪派兴起的“保路运动”，目睹了辛亥革命由兴起到衰落的过程。196月，郭沫若考取了天津陆军军医学校；12月，得他大哥帮助，赴日本留学。从此，开始了他前十年的日本生活。
经半年补习，19郭沫若考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19夏，他结束了预科学业，以优异成绩考入第六高等学校，踏上了学医的道路。
初到日本的两年间，异国流浪生活所受的歧视，国内现实社会的腐败黑暗，个人前途的渺茫，加上自己由于用功过度，郭沫若患了神经衰弱症，身心受到双重的打击。他陷入苦闷消沉之中，一度曾起了自杀的念头。后来他阅读《王文成公全集》，练习静坐气功，特别是198月，他与佐藤富子（即安娜）相识，才使他身心恢复正常。
19，为反对日本向北洋政府提出的“二十一条”亡国条件，郭沫若曾和中国留日学生一道罢课回国。他在上海停留了三天，因得不到政府支持，不得不重返日本。
19，俄国十月革命爆发，郭沫若于悲凉沉寂之中看到了希望，开始意识到，要拯救中国，只有“从整个封建传统蜕化出来”，“脱胎换骨地独立自主地开始创造”。19五四运动爆发。5月中，他和几个中国同学组织了“夏社”，翻译日本仇华消息，撰写反日文字，用印刷品寄回国内，希图唤醒国人。
在五四时代精神的激励下，郭沫若用十分夸张的诗句，十分浪漫的笔调，高度的爱国热情，写出了以《女神》为代表的新诗。爱国主义是《女神》的诗魂，追求个性解放、精神解放是《女神》的骨肉。他热情呼喊民主与自由，称赞古今中外一切叛逆者。他讴歌自然，讴歌劳动，讴歌工农大众，讴歌文明，抨击黑暗。他不再追随泰戈尔的“沉静调”，而倾向于惠特曼的“雄浑”，倾向于歌德的“泛神思想”。他崇拜自然，崇拜原始，崇拜赤子，崇拜叛逆者，崇拜自我。
《女神》开一代诗风，成为中国新诗发展史上一块巍峨的丰碑。
196月，郭沫若与成仿吾、郁达夫、田汉、郑伯奇、张资平等人发起、组织了“创造社”，出版《创造》季刊。这是中国浪漫主义文艺的一面旗帜。19，郭沫若出版了他的第二本诗集《星空》。同年，他的第三本诗集《前茅》也问世了。
五四时期，郭沫若以一个新诗人的面目出现于社会。但他仍然注意从中国古老传统文化中去寻求改变现实的创作内容。他写出了《棠棣之花》、《卓文君》、《王昭君》三个历史剧，和《函谷关》等历史小说。同时他开始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系统研究，写出了《我国历史上之澎湃城》、《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论中德文化书》、《续梁任公＜墨子新社会之组织法＞》、《惠施的性格与思想》、《王阳明礼赞》等论文。
19郭沫若从东京帝大毕业，同年4月回到上海。1924年4月，郭沫若又赴日本。他开始翻译日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并促使他向共产主义转变。1924年11月，郭沫若携妻儿重返上海。
1925年，郭沫若目睹了五卅反帝爱国运动。血的教训，给了他深刻的教育。他中止了前期创造社的纯文艺活动，开始由浪漫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提倡革命文学。同年下半年，郭沫若以《洪水》为阵地，批判国家主义派的谬论，驳斥了他们的中国可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主张。这标志着郭沫若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已有了基本正确的认识。
1926年3月，郭沫若经瞿秋白的推荐，去广州任广东大学文科学长（文学院长）。在这里，他结识了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等共产党人。在他们的影响下，这年7月下旬，郭沫若毅然投笔从戎，与阳翰笙、李一氓等随军北伐。随后，他担任了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
当革命发展到长江流域时，1927年3月23日，蒋介石制造了“安庆惨案”。郭沫若设法逃离虎口，秘密返回南昌。紧接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郭沫若写下了著名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这篇文章在革命阵营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7月，汪精卫继蒋介石之后背叛革命，宁汉合流。中国共产党举行南昌起义。郭沫若8月4日跟随起义部队南下。他被任命为革命委员会委员兼主席团成员，宣传委员会委员兼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南下途中，经周恩来、李一氓介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起义军辗转到达广东汕头，因战斗失利，撤退流沙。郭沫若转移香港。10月下旬，他又从香港秘密回到上海。
由于国民党政府悬赏通缉郭沫若，在中共中央的安排下，郭沫若原准备全家去苏联。因他突患斑疹伤寒，延误了船期，不得不改去日本。1928年2月24日，郭沫若秘密乘船离开上海去日本。
郭沫若到日本后，一直受到日本便衣警察和宪兵的严密监视，行动极不自由。面对侮辱，郭沫若既不屈服，也不蛮干，为着革命的未来，注意保存自己。这一时期，郭沫若将主要精力，转向于中国历史研究。从1928年7月起，他写出了一系列文章，于1930年3月，集成了开创史学新纪元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以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作向导，从先秦思想入手，阐述了中国古代社会存在着原始公社制，也经历了奴隶制，然后才进入封建社会。从而说明中国的社会发展史同马克思主义论证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相一致。虽然他在材料的引用和社会形态的分期上存在着粗疏和误断，把理论的正确当成自己方法的正确，把东方历史用西方情况硬套等毛病，然而中国古史的混沌终于被他凿开了。因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成了中国第一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古代史著作，对于开创、建设和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具有重大意义。
为了把古代史研究置于更加坚实的基础之上，他用了更大的精力钻研中国的古文字学。他借鉴了罗振玉、王国维的研究方法，并以罗、王二家的业绩为出发点，对甲骨文进行全面、系统的科学研究，他的《甲骨文字研究》、《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使这门学问别开生面，取得了新的巨大进展。他一反过去偏重形式的传统分类法，而主要按内容分类，遂为甲骨著录建立起一个科学的体系。在甲骨研究上，他为断片缀合与残辞互足发凡起例，使许多残缺的卜辞得以补苴成全文，中外学者至今仍遵其例。
在甲骨文字考释上，更创见屡出，如《释臣宰》、《释支干》、《释岁》等，揭示了古代社会的真实情况，大大超过罗振玉、王国维诸家。
郭沫若又在吴大？、孙诒让、王国维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殷周青铜器铭文作了科学的研究，他整理了323个带有铭文的器皿，这方面，他写出了《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古代铭刻汇考》、《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等著作。在青铜器、金文、甲骨文之外，郭沫若在石鼓文的研究上也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重大的成就，震惊了中外，为甲骨、金石文字的科学运用开辟了一个新天地。而郭沫若关于殷周奴隶制的理论和判断，正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的。
郭沫若在日本的第二个十年，主要成就在历史研究，成果巨大。从此，他不仅是著名的文学家、诗人，而且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是史学战线上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第一人，为中国文化、中国革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对日本帝国主义向祖国的步步侵略，郭沫若早就“五内皆冰炭”。他渴望返回祖国，投入实际的斗争。7月25日凌晨，郭沫若“别妇抛雏”秘密离开日本。27日回到了上海，不久他即在周恩来同志的领导下，出现在神圣抗战的洪波中。
上海沦为孤岛以后，他先转移香港，不久回广州，恢复《救亡日报》。
在此期间，他写出了很多鼓吹抗日救亡的文章和诗词，形成了他的《羽书集》和《战声集》。他还写出了《甘愿做炮灰》和《棠棣之花》两个话剧。这些作品，把人民抗战的火焰点得更加旺盛。
1938年1月，郭沫若到武汉，在周恩来安排下，他担任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职务。这年初春，郭沫若与于立群同居。
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后郭沫若率第三厅人员转移到重庆后，抗日工作不断遭到国民党的阻挠，被迫陷于停顿。但郭沫若利用一切机会，巧妙地与国民党顽固派周旋，阻遏了他们的迫害。
1940年9月，蒋介石强迫第三厅工作人员加入国民党，遭到拒绝后，即撤销了第三厅。郭沫若率领大家总辞职。蒋介石又怕进步文化人投向共产党，便组织“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便羁縻，仍请郭沫若当主任，并规定文工会的任务，“只能做研究工作，不能从事对外政治活动”，企图画地为牢，捆住进步文化人的手脚。在周恩来的支持下，郭沫若领导大家利用这一合法“地盘”，积极开展了有利于抗战的文化工作。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反共空气笼罩着山城重庆。为了防止国民党顽固派对革命文化人的迫害，中共南方局有计划地将一批文化人疏散去延安、香港、桂林等地。郭沫若被留下来坚守阵地。
作为诗人，抗战中郭沫若写出了近三百首新旧体诗词，集为《蜩螗集》和《潮汐集》。抗日争民主是这些诗歌的中心主题。
作为政治家、思想家，郭沫若以犀利的杂文打击敌人，揭露黑暗，呼唤光明，反对独裁，争取民主。这一时期，他写的杂文最多，形成了他的《蒲剑集》、《今昔集》、《沸羹集》和《天地玄黄》。
作为一个史剧家，他从1941年2月，到1943年初，短两年多的时间里，修改了《棠棣之花》，写出了《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五部历史剧，为中国现代话剧史树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40年代他以自己的研究，推动着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这时期，他个人研究硕果累累，形成了他第二个历史创作的高潮期。《屈原研究》、《甲申三百年祭》、《十批判书》、《青铜时代》等等，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宝库中的瑰宝。
从1944年起，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结束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大后方人民兴起了民主运动。郭沫若在深入研究历史的同时，积极投身于这一运动。他起草了《文化界时局进言》，征集了文化界312名著名人士的签名，向国民党要求实施人民民主、取消专制，给人民以自由权利。蒋介石暴跳如雷，解散了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工会解散后，郭沫若主持了中苏文化协会研究委员会工作。同年6月，郭沫若应邀访问苏联。
抗战胜利了，但国内的和平民主并没有实现。共产党人和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海外华侨，乃至全国人民继续为和平民主而斗争。郭沫若率领着进步的文化界，为实现这一目标继续奋斗。
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为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庆祝大会，郭沫若被推为主席团成员。国民党派特务进行捣乱，郭沫若等多人被打伤，这更加坚定了他同反动势力斗争到底的决心。5月8日，郭沫若举家赴上海，结束了在重庆六年半的战斗生活。6月，他又作为第三方面的代表，去南京参加促进国共和谈的工作。7月，国民党彻底撕毁了政协决议，挑起了全面内战，又在昆明杀害了民主战士、学者、诗人李公朴、闻一多。郭沫若怒不可遏。他愤怒抨击了国民党当局的卑鄙无耻的暴虐行为，呼吁人们团结起来，争取民主，扑灭反民主的法西斯瘟疫。
为了避免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1947年11月中旬，在党的安排下，郭沫若离沪去香港。1948年11月23日，郭沫若等30多人乘海轮秘密离开香港，奔赴东北解放区。1949年2月抵北平。3月，他发起召开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得到大家的响应。6月，他担任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副主席，积极筹备新政协的召开。7月，在中华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被推为“文联”主席。9月，他被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
从抗战胜利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这段时期，郭沫若的主要精力投入了民主运动，为推翻蒋家王朝，为建立新中国倾注了大量心血。虽然如此，他也从未放下自己的笔。
1946年，他出版了《历史人物》。这是一本史学论文集，收集了他1942年以后的部分史学论著。他是中国史学界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科学历史观评价历史人物的先行者。长期以来，一些历史人物形象受到严重歪曲，功过全非，黑白颠倒。郭沫若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以“人民本位”和“从发展中去处理历史人物”的标准，对他们重新评价，为那些受到歪曲的历史人物进行了翻案。
《跨着东海》、《我是中国人》、《涂家埠》、《南昌之一夜》、《流沙》、《神泉》以及《洪波曲》，这些散文体的史诗，是郭沫若自传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留下了作者1927年到1939年前进的足迹。
在他这时期的文艺批评文章中，涉及文学宗旨、文学体裁、文学语言、文学批评原则、文艺界统一战线、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以及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等一系列重要理论问题。他强调文艺的政治性、思想性。他提出“人民至上，革命至上”，“生活第一，意识第一”的原则。他批评了“第三种人”的文艺主张。把文艺批评的标准置于人民和革命的基础之上。
这一时期，他还翻译完成了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对于歌德作品的翻译与研究，他一生倾注了很大的热情。晚年他还翻译了歌德的《英诗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全国文联主席，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副会长，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等职务，工作繁重，日理万机，但他精力充沛，意气风发。
在繁忙的国务活动和社会活动中，郭沫若并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诗人和剧作家。他一直坚持进行研究与写作。
1950年至1952年初，他写成了《奴隶制时代》一书，除坚持殷、周两代是奴隶制社会外，对中国奴隶制的下限作了重要修正，将奴隶社会的下限定在“春秋与战国之交”。这是他随着地下出上文物的丰富和研究的深入，第三次改变了有关中国奴隶制社会的观点。他对此改变比较满意，直到他去世之前未作变更。
1953-1954年，郭沫若又倾两年之力校释《管子》。他搜集了十七家宋明版本的《管子》，引用了四十二家有关《管子》的校释书。以许维？、闻一多《管子校释》为底本，加以增补。他还抽出时间对其中的《侈靡篇》作了研究和发掘。
1955年，史学界为了纪念司马迁，曾根据王国维旧说，定司马迁生年为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年）。郭沫若认为此说不确，写了《太史公行年考有问题》一文，引起了史学界的争议，推动了对司马迁的研究。
1956年秋，应陆定一之请，郭沫若组织并邀请著名史学家组织编写《中国史稿》。其间由于“反右”和“大跃进”的耽搁，到1959年春开始工作，1960年写出初稿。1962年、1963年出版了一、二、四册，1979年后，魏、晋、南北朝、隋唐部分陆续出版。这是一个集体创作，郭沫若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劳动。
1959-1962年，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和电影剧本《郑成功》，这是他文学创作的又一高峰。随后，他对曹操、武则天和郑成功等历史人物更作了深入的研究，结合多方面的材料，替曹操和武则天翻了案。
在追踪调查有关郑成功的事迹中，郭沫若发现了郑成功铸造的银币，把中国自铸银币史从清代的道光年间向上推进了将近两百年。他并从这自铸银币的史实上，进一步发现郑成功的财政政策和复国宏图，从而推进了晚明史的研究。
《甲骨文合集》的编纂是郭沫若为中国文化建设所做的又一项巨大工程。虽然此项工程他在世时没有完成，然而，郭沫若作为奠基者的贡献是巨大的。
在“大跃进”年代，史学研究中的那种“跃进”风也相当猛烈，“打破王朝体系，只写人民群众”，不要史料和考据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想甚嚣尘上。郭沫若意识到这将会戕害历史研究，于是写了《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等文章，以说理、引导的方法，发表了有说服力的意见，使那种不正的历史研究之风有所收敛。
这时期，由于他处在学术领导者的地位，因而他的学术影响比三四十年代更大。他在学术上虽然仍一贯以普通一员出现，但由于他的身份变了，而论战的风格仍一如既往，这就给一些人造成压力，甚至伤了感情。他促进了学术争鸣，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影响了学术争鸣。由于他坚信马列主义，将无产阶级领袖当成了马列主义的化身，将这两种崇拜混为一体，唯领袖的意志是听，这就给他的历史研究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史学论著中时时失去了他在三四十年代那种自由驰骋、纵横冲突的精神。领袖的意向，成为他研究工作中的一个重要思维定势。
1963年底和1964年6月，毛泽东对文学艺术问题先后做了两次批示，批评文联和所属各协会。作为文联主席的郭沫若，有如千钧压顶。历史学界又接连批判了郭沫若的一批老友吴晗、田汉、翦伯赞等人。这使郭沫若疑虑交加。他几乎停止了文艺创作和历史研究，并要求辞去中国科学院院长、科技大学校长等职务。1966年4月14日，他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表示，他几十年来写的东西“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时，他只好撰写为毛泽东诗词作注释的文章，还写了《毛主席诗词集句对联二十六副》。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作为文化界的带头人，郭沫若不能不紧跟。可是，他心里充满了矛盾，也充满了疑问。
1967年5月，《人民日报》删去了早年毛泽东信中赞扬过郭沫若的话。
这是对郭沫若的危险信号。他觉得凶猛的恶浪正在向自己袭来。1968年4月，儿子郭世英被迫害致死。
郭沫若毕竟是个意志坚强的人，他克制住了自己的悲痛。虽然没有多少事可做，但出于习惯，总要做些文字工作。1967～1969年，他对李白和杜甫进行了研究，写成了《李白与杜甫》一书。这是他最后一部历史著作。
他是在做历史的翻案文章。确实，由于受到极“左”思潮的影响，加上个人好恶的偏见，某些批判违背了学术原则。但《李白与杜甫》仍是一本有学术价值的书。他打破了因袭的成见，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也提出了不少值得人们思考的问题。
1973年，“四人帮”秘密组织大批判班子，准备发动对郭沫若的公开批判。毛泽东制止了这件事。19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迫参加中央机关的“批林批孔”大会。江青在会上恶毒攻击郭沫若。会后江青、张春桥又逼他写检查，写批宰相的文章。郭沫若再也受不住这样的摧残，从此一病不起。
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逝世，又给了郭沫若沉重的打击。其后多次住进医院。
“四人帮”被粉碎的消息传来，郭沫若笑了。他说：“我们又一次得到了解放！”1978年6月12日，郭沫若在北京去世，终年8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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