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朝贡体制中对外国使团的限制，分析宋朝的外交政策（4）
三．两宋对外国经济的限制
1．对进贡物品的限制
《宋会要辑稿·蕃夷》记载了一个关于朝贡法令改革的法案，由广州官员提出，并得到了宋真宗的批准。法案分为两个要点，对进贡物品、进贡使团的规模人数都做了规定。
首先关于进贡物品的内容是这样的：“海外藩国贡方物至广州者，自今犀、象、珠贝、拣香、异宝听谱持赴阙，其余辇载重物，令悉纳州帑估值闻奏，非供奉物悉收税算……”，也就是说有公司会在港口对贡品先进行甄别，只有奇珍异宝才有上朝进贡的资格，其余物品由地方政府折价入库，并将估价金额上报朝廷。
经朝廷批复后，给予进贡的使者相应的报酬。更重要的是区分了贡品与非贡品，遏制了某些海外商船借进贡为名而为其交易的商品逃税之现象。
2．对使团规模和人数的限制
同时，法案对外国使团的人数也有限制。内中有：“每国使、副、判官各一人，其防援官大食、注辇、三佛齐、阇婆等国勿过二十人；占城、丹流眉、勃泥、古逻、摩迦等国勿过十人，并来往给券、料……”的记载。同时，法案中还规定了假冒贡使的商客要依法入罪。
从以上这些规定看出，宋朝会根据所交往的国度之重要性，划分出不同的朝贡使团规模标准。另一方面，以朝贡贸易为基础的外交经济制度因为赏赐无度、薄来厚往而导致成本不断推高，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
通过限制进京贡使的人数来削减朝贡贸易的规模，并严禁番商假冒贡使，从而降低了宋朝经济外交的成本，有利于这项政策向良性方向持续发展。
结语
宋朝虽然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但在外交方面，还是相当失败的。无论在军事冲突过程中是占上风还是下风，外交特点都体现出投降性和屈辱性，尤其是花钱买和平成了惯例。
在对强邻的邦交上吃了亏，两宋非但没有痛定思痛，振作起来提升自身实力，反而热衷于发展以海外朝贡贸易为主的外交经济，以至于朝贡贸易泛滥成灾。虽说朝廷及时出台政策规范了朝贡外交制度，对国民经济和世界交流而言也是有着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在今天看来无疑是舍本逐末之举。
参考文献
1、《中国外交史（从夏至清）》
2、《中国古代外交史》
受政治经济形势影响,熙丰之前宋朝仅为掌控海外贸易资源以补充财用,粗放管理海外贸易,允许未立市舶机构港口实行直航贸易。熙丰之时,宋朝为了最大限度地垄断海外贸易资源,强化市舶司职能,将发舶和住舶港口限定在三个设立市舶司的港口集中管理,未立市舶机构港口只能进行转口贸易。熙丰之后,朝廷采取务实态度经营海外贸易,但是只允许位于南海贸易中转站的海南岛享有住舶权可进行直航贸易以补贴地方财政,其余未立市舶机构港口依然只能实行转口贸易。为了节约行政成本和人力成本,未立市舶机构港口海外贸易由地方政府兼管,仅保留稽查、征税、经营、救护四个基本职能以维持海外贸易的基本运行。未立市舶机构港口的海外贸易虽然被逐步边缘化,但不失为市舶贸易的延伸和补充。
大家都在说中国不能征税，因为经济靠外资，所以必须保护住有钱人的利益，并疯狂榨取普通人的财务对吗。
那新加坡更是靠外资的国家，人家怎么各种税都整上了，比如额外印花税，资产税等。人家怎么就靠着海外业务免税，对小微型企业提供更优惠的税收政策，税务局主动退税，保障普通居民住宅价格，以及减少普通人税负，变成了经济发达国家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中国之所以在现在无法维持经济增速，主要原因是在摇摆时期利益阶级权利太大，组织了国家转型和管理发展，导致了我们变不成新加坡那么繁华的样子。
中国历史上，在晚清之前，宋王朝估计是最重视商税的朝代。宋代的商税收入大约是明代商税收入的10倍。那么宋政府对商税的“贪婪”究竟是促进，还是妨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许多论者囿于朱熹提出的“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的指控，认为是后者。但我认为是前者。理由如下：
当宋政府将征税的重心从农业税转移到工商税之上，势必要培育、维护市场，积极发展工商业，因为杀鸡取卵只能图一时之快，放水养鱼方是长远之计。而为了发展工商业，宋政府需要修筑运河、桥梁，以方便物流、客流往来；需要开放港口，以鼓励海外贸易；需要热切开发铜矿，以获得充足的铸钱资源；需要积极铸钱、投放于市场，以满足人们交易之需；需要建立便钱机构，以服务于长途贸易；需要发行信用货币，以便于商人快捷达成交易；需要成立“工商银行”，以向商人提供经营资本的贷款；需要制订合同法、担保法、借贷法、买卖法、牙人法、市舶法等民商法律，以对付日益复杂的贸易形态与利益纠纷；需要保护私人财产权，以激励商民放心地追逐财富、积累财富；需要允许市民随处开店、夜间营业，以及人口自由流动，使商业得以自由地展开；需要创新市场机制，使商业机构更加适应市场……
所有的这一切，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逻辑推论，而全都是出现在宋代中国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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