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办于2002年的宁波圣巴里咖啡，是一家融合了中西方文化的咖啡、西餐场所。短短几年内，不断发展壮大，到目前已相继在宁波开设了12家连锁店，成为宁波本土乃至浙江屈指可数的自主咖啡品牌。，他们又将开设三家分店。
宁波圣巴里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琛于2001年加盟了上岛咖啡，而后把上岛咖啡转卖给了别人。2002年6月，王琛在奉化开设了宁波本土第一家自主品牌的咖啡店。当过美术老师的王琛有自己独特的艺术品位和设计创意，他将咖啡店的名称取名为“SUNNY PARTY ”，意为太阳舞会，将自由、时尚、浪漫的气息融入其中。 8月宁波圣巴里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向国家商标总局递交了“圣巴里及图形”商标申请。
然而，6月30日，一封来自中国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的转送异议通知书传到了宁波圣巴里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琛的手中。异议书中写到，星巴克认为，圣巴里咖啡的商标“圣巴里SUNPARTY及图形”与星巴克在先注册的“STARBUCKS COFFEE及图形”商标相似，认为圣巴里是恶意抄袭、模仿其商标。
创办圣巴里之前，王琛从未去过星巴克，也不了解星巴克的商标，星巴克的商标异议书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而在宁波，圣巴里的知名度要高于星巴克，每天的流量在4000-5000人。
面对如此强劲的对手，王琛不禁觉得有些冤枉和委屈。自己这几年辛辛苦苦培育起来的品牌怎么会变成恶意模仿了呢？据此，王琛委托国家商标局进行答辩，之后就进入了漫长的等待。
“加盟商” 的暗地调查
王琛说，其实当初收到异议申请书的时候并不惊讶。早在一年前，来自星巴克的新加坡律师曾上门找过他，表示圣巴里的LOGO与星巴克的logo相似，要求其自动修改LOGO。只是让王琛没想到的是，为了打败自己，寻找有效证据，星巴克竟然使用了不正当的手段。如果不是星巴克在异议申请材料中写到“被异议人公司的董事长王琛已对调查员表示自己告知星巴克咖啡店及其商标并且故意抄袭，有视听资料为证”，王琛至今还是被所谓的“加盟商”蒙在鼓里。
夏天的一天，王琛正在江苏出差，他接到了一个陌生男子的电话。男子自称想加盟圣巴里咖啡。于是双方就约定在杭州碰面。见面后，双方聊的都是有关“加盟费用”和行业相关问题。后来这名男子突然问了一句话：你觉得你们的LOGO像星巴克的吗？此时的王琛哪会知道“来路已明”的对方是在给他下套，并且早已悄悄录音。“我说了很多，就‘在别人看来，是有点像的’这句话的录音被截取了，作为视听资料的证据。”之后，王琛也再没接到这位所谓“加盟商”的电话，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商标总局的商标异议通知书。
所幸的是，经历了长达4年的等待，终于在3月，王琛收到了国家商标总局的裁定书，裁定星巴克所提异议理由不成立，圣巴里商标予以核准注册。
然而，没过几个月王琛再次收到了异议书，星巴克再次提出异议。由于对方提出异议，圣巴里无法进行宁波市知名商标、浙江省著名商标、中国驰名商标等评选工作，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品牌的发展。 接下去又是一段漫长的等待。圣巴里正准备新的答辩材料。
“你有理由，你可以告我，大可以用正常的法律程序来，不要用派间谍这种非正当的手段。打了4年的官司我赢了，你还提出异议，存心是想要把我们扼杀在成长的摇篮。那我又要耗几年，如果商标不能用，这么多年辛苦培育的咖啡品牌只好关门。”说到这里，王琛语气激动。——9月14日 《浙商》#管理#
2000年6月22日，赵一荻在夏威夷病逝，张学良悲痛欲绝，他对亲友说：“她是我永远的姑娘。”
说到赵一荻和张学良之间关系的起点，当年人们往往用 “私奔”来描述，也有人说是张学良亲自安排从赵府把赵一荻偷偷接到了沈阳。
可是，张学良对此另有说法：“1929年，我生病了，在奉天养病，赵四拎了个小包从天津跑来看我。本来，她是暂时来待一段时间就回去，她家里已经给她找了婚配的对象。可是，她异母的哥哥向她父亲告状，说她的妹妹和人私奔了。原来赵四的母亲是盛宣怀家里的一个丫头，是姨太太，上面还有个太太，也是盛家的小姐，生了几个哥哥。 哥哥就想借这事来打击赵四及其目前。赵四的父亲听了后，勃然大怒， 登报脱离父女关系。这下可好，赵四回不去了，只有跟了我啦。当然这也是好事，她哥哥的‘弄巧成拙'，成了我和她的姻缘。”
当然也有别的版本，说是张学良和赵一荻在天津舞会上坠入情网后，赵一荻父亲、曾任北洋政府交通次长的赵庆华气得脸色发白，双手发抖，大骂一通后，派一个女佣和一个丫环昼夜看管，一步不许出门。这种软禁的生活给赵一荻带来巨大痛苦，在她六哥赵燕生的帮助下，她与家人不辞而别，赶到了沈阳与张学良相会。
无论哪种说法，赵一荻爱张学良都是真诚的，无论是私奔也好，不准进大帅府也好，只给秘书的头衔也好，都丝毫没有动摇她对张学良的爱情，而且在1930年为张学良生下了儿子张闾琳。西安事变后，于凤至从英国赶回奉化溪口陪伴丈夫遭遇“管束”，一共三年时间，后因患乳腺癌不得不离开，转赴美国治病。而当时赵一荻正在香港，听说张学良需要，立即将孩子托付给朋友，赶赴爱人身边，从此开始漫长的幽禁岁月。
72年的相伴，却有35年是没有名分的“女秘书”。有几个女人忍耐得住，担待得起？
赵一荻为张学良做的这一切，都是在没有太太名分时候做的，这一点，连张学良的原配于凤至也为之感叹。1964年，张学良提出接受洗礼，宋美龄说，教规一个人不能同时有两位太太，如果你要真诚信奉，就必须解除与于凤至的婚姻关系。
到1964年，张学良已经被“管束”了将近28年了，这个时候提出赵一荻与张学良的关系“不合教规”确实有些意外。如果说提议张学良只能有一位夫人的确实是宋美龄或蒋介石，那么更多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于凤至已经久居大洋彼岸，而且明确表示决不回台湾，张学良和于凤至的子女们也都在美国成家立业，这就意味着张学良有一条海外的退路，一旦张学良获得自由，他就可以选择或者争取去往美国，脱离蒋介石的掌控。正是为了断绝这条海外之路，于是出现了冠冕堂皇的“教义”，要张学良写信给于凤至提出离婚。对此于凤至何尝不知不晓，为了张学良她只有作此痛苦的离婚选择。
赵一荻在官宦之家长大，又受过西式教育，身边名流如云，她的这些背景对幽居中的张学良发生了巨大影响。漫长的岁月中，赵一荻居然成了一位“进得厨房，上得厅堂”的女人。她为张学良编织毛衣，为他烧制饭菜，为他起草书信，为他阅读英文，陪同他下棋、打球、游泳、唱戏，凡是一个女人可以给男人的一切，赵一荻可以说都全部献出了。她在完善自己的同时，也成就和完善了她的白首丈夫。
除此之外，赵一荻还是张学良的辩护者。1990年，当张学良公开亮相，海内外大贺他90岁寿辰并对他未来动向作种种猜测之时，赵一荻写了一篇文章《张学良是怎样的人》，论述和维护她的丈夫。
2000年6月22日上午，牧师程嘉禾应张学良的要求，来到医院，为弥留状态中的赵一荻做人生的最后祷告。
当日上午9时10分，赵一荻在安详中告离人世。守在夫人身边的张学良对夫人的去世已经有所心理准备，但当医生宣布说赵一荻已经死亡的时候，他仍然很难接受这个现实，不相信自己的终身伴侣就这么会弃他而去。他无言地握着夫人逐渐冰凉的手，握着曾经帮扶着他历过大劫大难，给了他无穷安慰的精神支撑，整整一个小时没有松开。
一位记者写道：“赵四小姐走了，一个情义坚持、沉默幽居的时代逝去了；一个迟来的自在、自由的日子落幕了。”
几天之后，赵一荻的遗体告别仪式在殡仪馆举行。荡人心魄的哀乐声中，张学良坐着轮椅缓缓而来，凝视着静静躺在面前的“小妹”。
在百岁诞辰的时候，张学良曾对媒体说：“我太太很好，最关心我的人是她”，“我这一辈子欠得最多的就是她”。此时此刻， 72年相伴相随的情景再现脑海，张学良突然把持不住，向着遗体大喊一声。谁也没有听清他喊的是什么，但所有人都感觉得到，他是在用残存的生命向他生命的另一半发出诀别的呼号。
告别仪式完结，神情黯然的张学良被轮椅推出殡仪馆，正要上车，一位男子突然冲出人群，大跨步抢到张学良面前，挺直腰杆，“啪”地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视力衰退、目光虚茫的张学良此时眼里蓦然闪出一道亮光。所有在场的人也在这一刻猛然意识到，轮椅上的百岁老人曾是国民党的陆军一级上将。
张学良的亲友们都记得他对赵一荻的最后一个称呼：她是我永远的姑娘。
张学良在被蒋介石幽禁期间，虽然行动受到限制，但是饮食还是很不错的。他早餐喜欢吃火腿、鸡蛋、牛奶、金山橘。午、晚两餐有八九个菜，饭后有水果，还喜欢喝可口可乐。宋子文有时会给寄去整箱外国水果和可口可乐，有时军统也委托关系代购。张学良有时也喝咖啡，但很少喝酒，也不吸烟，只是有时在饭后偶尔抽上一支。
在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如何处理张学良成为一个棘手的问题。1937年1月，戴笠把张学良送到蒋介石的家乡浙江奉化溪口。
1937年1月13日，在四个便衣特务陪同之下，张学良乘专机到达奉化。抵达奉化后，张学良被安置在溪口的武岭学校内居住。这时戴笠在溪口成立一个专门监视看守张学良的特务队。这个特务队由戴笠亲自策划组成，他派军统局和宪兵司令部负责，并称之为“张学良先生招待所”。这个组织由特务队长刘乙光负责，下面设有队副，队副专门负责开支。还有队员30人，分四个小组轮流值班。特务队的全称是“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队员的任务是秘密监视张学良的一言一行，有言必记，有行必书，随时向队长汇报。
张学良在武岭学校只住了两天，便迁移到距武岭学校五六华里的雪窦山去了。雪窦山是著名的名胜风景区之一。中国旅行社在山上有宽敞的房子，共有十几间，有会客室、寝室、读书室、洗澡间，设备比较齐全、高档。特务队将所有的房子全包下来给张学良住，陪张学良同住的只有特务队队长刘乙光和许建业，其他人员都住在离旅行社500公尺远的雪窦寺庙宇里。
在雪窦山，张学良生活在特务的严密监视之下。雪窦山山麓有个“入山亭”，这是上山的唯一要道，这里有宪兵一班人把守，另配四名特务。旅行社门口武装宪兵放哨，张学良的寝室、饭厅、出入的前门后门都有特务日夜值班。
在张学良情绪万分颓丧、精神极端苦闷时，他的夫人于凤至来到雪窦山。这让孤寂、苦闷的张学良来说是一个意外的喜讯，也是精神上的极大安慰。随同于凤至来的还有在张家工作多年的王奶奶，以及三名跟随张学良多年的东北籍副官，他们都是为了照顾张学良的生活而来的。
于凤至在雪窦山时，曾给宋美龄及孔祥熙的夫人写信，要求他们设法协助释放张学良，可是她们却一字未回。于凤至住了不到一个月就回上海去了，换赵四小姐来陪伴张学良。以后于凤至和赵四小姐轮流来溪口陪伴张学良。自从这两位夫人来到雪窦山后，张学良由沉默寡言变为谈笑风生，愁云密布的脸上出现了笑容。于凤至或赵四小姐每次由上海来雪窦山换班时，都带很多东西交给刘乙光，请他赠送给全体警卫人员。在溪口时，张学良每天起床后都要坐在露天走廊，呼吸新鲜空气，然后才到饭厅吃早点。
张学良爱运动，尤其是爱打网球。除了常去雪窦山游览名胜之外，他得知在奉化附近的新昌县有一个大佛寺，便通知刘乙光要求前往游览。刘乙光向戴笠请示得到批准后，便同赵四小姐等10余人乘车前往。寺里的和尚看到来了这么多人，又很有派头，认为是大官来临，方丈亲自出来迎接，并向张学良详细介绍了大佛寺的情况，然后又准备了三桌丰盛的素斋招待贵宾。张学良在寺内游览一番，临走时，送了60元钱给寺庙。
张学良在溪口时，除了游山玩水、打网球外，便是看书。他的书房里除了他自己托人从上海运来一些英文画报和外文杂志及书籍外，军统局也给他订了《申报》、《新闻报》、《时报》。张学良喜欢阅读外国画报，宋子文经常给他邮寄，每次都有二三十本。每次警卫人员到宁波购买物品时，张学良都亲自开书单，让他们替他购买。
每天饭后，张学良常拿出跳棋和警卫人员玩，或要他们陪他打乒乓球。张学良在溪口时，国民政府的一些要员曾经到雪窦山看望过他。如张作霖的老朋友东北耆宿、参政员莫德惠，千里迢迢来到溪口看望张学良，张学良对莫德惠很尊敬，见到他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双方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以热泪盈眶表示心情。
在“西安事变”扮演重要角色的端纳（蒋介石私人顾问）也来溪口看望过张学良，张学良还特别以西餐招待了这个外国顾问。事后张学良说：“想不到他也跑来看我了。”
来溪口看望张学良的要人还有宋子文、汪精卫、钱大钧、陈布雷、吴国桢、贺耀祖、祝绍周、何柱国、宋子良、董显光等。张学良招待吃过饭的有汪精卫、莫德惠、宋子文、端纳、贺耀祖、董显光等。
汪精卫由董显光陪同前来吃过午饭（董显光是蒋介石的老师，也是蒋介石派来监视汪精卫的），张学良同客人乘轿游山逛景，观览名胜。汪精卫的游兴很浓，张学良曾几次问汪精卫累不累，汪精卫都回答说不累，分别时双方都很客气。
宋子文来雪窦山时，曾在山上住了一夜，两人促膝长谈，宋子文还有意想将他在美国的女儿许配给张学良在美的儿子。第二天清晨分手时，二人均依依不舍。张学良的四弟张学思也来溪口看望过他。
邵力子、傅学文夫妇和张学良情谊深厚，为了解除张学良的消沉和寂寞，在雪窦山陪同张学良住了一个多月。
整体而言，张学良在雪窦山软禁期间，倒也不算孤寂，毕竟经常有人前来看望。
张学良被蒋介石幽禁后，尽管行动受到严格管束，但是伙食标准还是很不错的。早餐包括鸡蛋、牛奶、火腿等，午、晚餐一般也有八个菜。张学良喜欢吃水果喝可乐，和他私交不错的宋子文经常会送来整箱的水果和可口可乐。有时候，张学良也会出钱，让军统的特务帮他代为购买。在幽禁期间，张学良极少喝酒，也几乎不抽烟，只是在饭后偶尔来一根。
蒋介石在张学良陪同他回到南京后，先是将张学良软禁在宋子文的公馆，不久后，让戴笠派专人将张学良押送到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看管。为了妥善地看管住张学良，戴笠抽调精干的特务30人组成了一个特务队，由亲信刘乙光任队长，该队对外的称呼是“军统局派驻张学良先生招待所特务队”。刘乙光定期将张学良的一举一动报告戴笠，由戴笠再向蒋介石专门汇报。
1937年1月13日，张学良在特务的“护送”下，来到了奉化，他先是住在溪口的武岭学校，几天后，转送到了几公里外的的雪窦山。雪窦山是奉化著名的风景区，当时中国旅行社在山上有十几间房子，刘乙光派人将这里全部租下。这些房间都很宽敞，除了特务队长刘乙光、副队长许建业住的房间外，其它的都是专为张学良准备的卧室、读书室、会客厅、洗澡间等等，里面设施齐备，在当时算得上是很高档的了。其他的特务及宪兵队，分住在附近租用的民房中。
张学良到雪窦山后，处在特务队、宪兵队里三层外三层的监视之中。雪窦山的山麓上有个“入山亭”，这是游客们上山的唯一通道，在这里专门布置了一个班的宪兵及四个特务。张学良住的旅行社，门外有宪兵、特务换班站岗，24小时监控张学良。
就在张学良于幽禁中万分苦闷的时候，他的夫人于凤至毅然来到了雪窦山陪伴他，这让张学良得到了莫大的安慰，于凤至到了之后，张学良的心情和精神明显好了许多。于凤至来的时候，还带来了一个王奶奶，王奶奶在张作霖时代就在大帅府为张家服务，也是看着张学良长大的。此外三个追随张学良多年的东北军军官也住到了雪窦山，他们和王奶奶一块，负责照料张学良的生活起居，不过戴笠对这三个东北军军官很是忌惮，唯恐他们带着张学良逃走，所以不久之后就让这三个军官离开了。
于凤至在雪窦山期间，分别给宋美龄、孔祥熙的夫人写信，希望她们向蒋介石建言释放张学良，但两人都表示无能为力。于凤至在雪窦山住了一个月后，返回上海，换由赵四小姐陪伴张学良。此后，于凤至便和赵四小姐轮流照顾张学良，有时候两人还一同陪伴张学良。
为了搞好关系，于凤至或赵四小姐每次前来换班时，总是给特务队长刘乙光带了不少东西，让他分给看管的特务，所以每次换班，看管张学良的大小特务都很高兴。
张学良在雪窦山不久后，将周围的名胜都游览了好几遍，百无聊赖之下，他要求去奉化附近的新昌县的大佛寺去游览。此事刘乙光做不了主，在向戴笠请示得到批准后，刘乙光带着十几个特务分乘几辆汽车，陪同张学良、赵四小姐前往大佛寺。张学良在大佛寺待了半天，吃了素斋后，还给主持送了一些香火钱。
在雪窦山幽禁期间，张学良除了游山玩水、打网球之外，更多的时间用来看书。他在旅行社的书房中放了不少的杂志、书籍。为了让张学良打发时间，刘乙光还订阅了《新闻报》、《时报》、《申报》等报纸。张学良很喜欢看外国画报，知道他这个习惯的宋子文，定期寄来画报，每次都是二三十本，有特务去宁波购买生活品时，张学良往往会开出书单，让特务代为购买。由于张学良出手大方，每次给的钱都比书钱多不少，所以特务们也乐得帮忙。
每天晚饭后，无聊的张学良时常让特务们陪他打乒乓球，或者下棋。由于张学良身份特殊，所以他被幽禁在雪窦山后，经常有大员来看望他，张学良坦然应对，不过在见到东北军的旧部时，他总是激动得难以抑制感情。
蒋介石私人顾问端纳，在“西安事变”中曾扮演了重要角色。端纳也特意来到雪窦山看望张学良，张学良还专门用西餐招待了端纳，临别时，张学良感慨地说：“想不到你也跑来看我了。”汪精卫、宋子文、陈布雷、吴国桢、贺耀祖、祝绍周、何柱国、莫德惠、钱大钧、宋子良、董显光、张学思（张学良的四弟）等人都来看望过张学良，大部分人都被张学良邀请一同吃饭。
汪精卫和董显光（董显光曾当过蒋介石的老师，当时有监视汪精卫的任务）是在一天早上来到雪窦山看望张学良的，张学良和他们一同吃了午饭，之后张学良还陪同汪精卫、董显光在附近游览，当天汪精卫精神很好，分别时两人都非常客气。
宋子文和张学良私交很深，也一直对张学良被幽禁心存愧疚，所以他在看望张学良时，还专门在雪窦山的旅行社住了一晚上，当晚他和张学良促膝长谈。第二天，宋子文告辞的时候，张学良依依不舍。
最让张学良感激的是邵力子、傅学文夫妇，邵力子夫妇曾在雪窦山旅行社住了一个多月，陪张学良打发时间。
整体上，张学良在雪窦山被幽禁期间，除了出行受限外，生活上过得还是不错的，由于经常有人看望，倒也不算太孤寂。
张学良晚年为何说：赵四小姐对我最好，但不是我的最爱
90岁高龄的张学良在晚年终于重获自由后便选择去了美国，名义上虽然是探望儿女，但刚到旧金山他便找了个借口跟赵四小姐说自己要去纽约见个朋友，这一去就是三个月。
外界一直流传着赵四小姐和张学良的传奇爱情故事，诉说他们二人生死不离的动人事迹，可如今再看晚年时张学良的种种行为，似乎真相并不如传言所说那般美好。
作为一代将领，张学良与蒋介石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各种纠葛恩怨，他的回忆录自然也成了文学作者以及媒体们的关注重点。
据为他作传的傅博士回忆，他曾经有探索过张学良的情感世界，询问他这辈子最爱的女人是不是和他几乎相守一生的赵四小姐。
然而，张学良的回答令傅博士感到意外，他说，“我这一辈子，有12个女人，但是最爱的那个却并不是你们以为的赵四小姐，她对我最好，可我真正爱而不得的那位在纽约”。
这位张学良口中的挚爱，正是贝祖诒的夫人——蒋士云。
蒋士云是江苏人，这也成就了她小桥流水吴侬软语的气质。她的祖父是生意人，父亲又是西语专业的文人名流，所以在家中排行老四的蒋士云也被人叫做“蒋四小姐”。
10岁那年，蒋士云被父亲送到上海读书，两年后又跟着父亲来到北平，学校也换成了英国人开设的西式私塾。
在北平待了三年，蒋士云又跟着父母回到了苏州老家。因为父亲是一名外交官，在北洋政府外交部工作，有这样的家庭背景，蒋士云有幸在16岁的时候游学巴黎。就这样，还未满20岁的这名少女不仅对江苏方言、普通话信手拈来，对非母语的英文、法文也相当熟练。
1927年，蒋士云从法国学成归来，此时的她内外兼修，不仅容貌靓丽，更难得的是她并不是一个花瓶。
流利的英语和法语让蒋士云跻身上流社会，聪敏机智对政治颇有见解的她引起了当时不少政界高官大员的注意，再加上一张漂亮的脸蛋，蒋士云很快变成了上流交际圈中的一颗闪亮新星。
也正是这样，她的出现惊艳了当时有“四大公子”美名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
就在蒋士云回北平的那年夏天，她遇到了张学良，似乎是命中注定一般，只看一眼，她便对这个英姿飒爽的青年顿生好感。那个时候的张学良意气风发，父亲张作霖正筹划就任中华民国的大元帅，而他又面容俊朗，风流倜傥，自然十分招女孩儿们的喜欢。
不过，那个时候张学良身边的女人犹如过江之鲫，自然对这位还在豆蔻年华的腼腆少女没太深的印象。不过，命运并未在此刻止步。
三年后，1930年的冬天，张学良带着夫人于凤至来到上海参加一场宴会。在宴会上，张学良被已经长大成人的蒋士云吸引住了目光。没想到当年那个小丫头竟然出落得如此美丽，举杯换盏间的从容让她看起来更是风姿绰约，英语法语随时切换更是让张学良大为惊叹。
蒋士云，他深深地记住了这个名字。
当蒋士云被爱情冲昏头一鼓作气跑到北平去找她的真爱时，才发现这个“真爱”身边还有别人。
不仅有别人还有了爱情的结晶，正是同样被叫做四小姐的赵一荻。蒋士云深知她无法成为张学良的“唯一”了，此后远赴欧洲。
都说忘掉一个人最好的办法有两种，一个岁月，另一个就是新欢。在治疗情殇的这段日子里，蒋士云下定决心要忘掉张学良，一次罗马度假时，她遇到了一个老相识，这个人就是当时央行的总裁贝祖诒。
贝祖诒因为刚刚丧妻，所以到海外度假，同是天涯沦落人，一个是爱而不得，一个是爱已不在。蒋士云和贝祖诒两个人同病相怜，常常凑在一起互相慰籍。一来二去，两颗破碎的心逐渐有了温度，也生出了些不一样的好感。
但是蒋士云的父母极力反对，他们无法接受比自己女儿大很多的女婿，而且对方还有那么些孩子，还是二婚。但是蒋士云已经第二次陷入爱河。
1932年，她义无反顾的嫁给了贝祖诒，两人在上海成婚。彼时的张学良听闻蒋士云的婚讯还曾派人给她送去贺礼祝福新婚。
时光荏苒，各有家室的蒋士云和张学良几乎不怎么碰面，大部分时间居住在海外的蒋士云也很少回国，直到她听说了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的消息后他们才又有了见面的机会。
当时张学良被关在奉化的雪窦山，蒋士云与张学良的夫人于凤至一起参与了“营救张学良”的活动，但并未有结果，无奈之下，她只能找到另一位老朋友戴笠，让他帮忙给自己制造探望张学良的机会。就这样，在戴笠的安排下，蒋士云见到了被软禁的张学良。
故人相见无需多言，蒋士云只是简单的和张学良聊了聊近况，就和坐在咖啡馆里一样轻松自在。但这次见面，两个人的感情有了升华，比起简单的男女之情，蒋士云和张学良之间更多了一份惺惺相惜。
也正是因为奉化和台湾的两次探望，张学良心中早就把蒋士云视作红颜知己，灵魂伴侣。所以，在他重获自由离开台湾的时候，他便选择到了美国，抛下陪伴他多年的赵四小姐，直奔纽约，与同样已经白发苍苍的蒋士云度过了难忘的三个月时光。
虽然两个人都是垂垂老矣的年纪，但并不影响他们“柏拉图式”的相处，每天的行程都是满满当当的，就连张学良自己后来回忆起还说，这是他感觉最自由，最舒适的一段岁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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