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向前元帅在其回忆录一书中记述了红军来到川北两河口镇，草拟《红四方面军的入川纲领》、扩军备战等内容。
我们经过调查了解，得到了所需要的些材料，便开始草拟《红四方面军的入川纲领》。
这个纲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红军所到之处要立即实行的，共有下列三点：
第一废除苛捐杂税，即红军所到处，不再收原有的苛捐杂税，也不准任何人征收。
第二减租减息，地租以百分之四十为标准，年息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
第三保障人民安全，红四方面军决不任意捕人，也禁止任何人捕人杀人，废除笞刑及一切体刑，人民非犯法不能拘押。
以上三点，我们名之为入川的“约法三章”，是最低限度的政治纲领，要立即不折不扣的实行。
纲领的第二部分是号召四川人民与我们共同实行的，名为《入川十大纲领》。
这个纲领的最大特点，是要求全川父老人民和红四方面军一起共同组织一个四川全省人民政府。
其次，是属于一般政策方面的，如分配土地，职工利益，男女平等，统一税收，提倡文化教育，反对帝国主义和日本侵略，打倒蒋介石等等，这些都是共产党的一贯主张。
再次是关于四川特有情形的，如废除防区制度，各军互不侵犯，和禁绝鸦片等。
我军从两河口沿着大通江河向通江县城进发，抵达距两河口约一百二十里的苦草坝时，我们举行西行后的第一次高级军政干部会议。
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了我们今后行动的方针，参加会议的同志一致认为可以在这里建立一个新的根根地。
这个区域一片崇山峻岭，大通江河两岸，矗立着连绵不断的石崖陡坡，从山脚到山顶，约有二十至三十里，令人望而生畏。
但一经考察，这一带的田地村庄多在山林之上，人们在山林中依着地势开辟了许多梯田和土坪，种着水稻和各种杂粮，他们并未因我军的到来而有所惊恐，照常耕织如故。
从这些情况判断，我们认为这一带是我们可以立足的地方。
汉中方面的敌军，尚无跟踪入川的迹象，我们估计他们都已疲劳不堪，一时不敢再和我们接触，不能阻拦我们在这一带的行动。
通南巴一带田颂尧的部队防务空虚，战斗力也很脆弱。通江东面的刘存厚部，兵力较小，更是不堪一击。根据这些军事情况判断，我们是可以在这里喘息一下的。
虽然如此，我们仍是小心翼翼的处理一切问题，决定暂时只占领田颂尧防地的通南巴一带地区，以免多树敌人，对田颂尧我们也决定采取避免战争的态度，待我军有多一些休息的时间，解决急切的供应问题。
为了这当务之急，我们愿付出相当代价，不惜致函田颂尧，要求不要以兵戎相见，让我们在通南巴休息过冬。
对于东面的刘存厚，北面的杨虎城，我们也准备多方疏解，以期相安无事。
这些政治策略会收到多大的效果，我们不抱幻想的乐观态度，所以同时还是积极备战。
军队数量虽减少了，但在编制上加以扩充，以壮声势，我们决定将第四方面军原辖四个师，扩大为四个军，仍归我和陈昌浩统率。
将原第十师政称第四军，以王宏坤、周纯全分任军长及军政治员；原第十二师改称第九军，由何畏、詹才芳任军长及治委员；原第十二师改称为第三十军，以程世才、李先念任军长及军政治委员；原第七十三师改称为第二十一军，以王树声、张广才分任军长及军政治委员。
此外还作了很多人事上的调动，主要是从军中调出一批干部，准备建立当地的党组织和政权机构。
我们又决定这四个军分散行动，各当一面之敌，而以通江为指挥中枢。
第四军进驻通江以东一带地区，对付绥定、万源方面的刘存厚部；第九军向通江西南发展，以占据巴中县为目的；第三十军向通江以南地区行动，对付营山渠县方面的杨森部；第三十一军向西北方行进，以占领南江县为目的。
张国焘则率领军委会机构暂驻通江县，策划党政军各方事务的进行。
第四方面军的总指挥部也暂随军委会同驻通江，苦草坝则为全军的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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