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来给大家讲一讲中西文化艺术的交流吧！佛教于西汉末年从西方传入中国。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受浮屠经”。（《魏略·西戎传》）这是正史首次记载佛经的传入。后东汉明帝又遣使于大月氏写佛经四十二章，并于洛阳立寺，翻译佛经。此后东来传教译经高僧甚多。如大月氏的支娄迦谶、支曜、支谦；安息的安世高、安玄；康居的康孟祥和天竺的竺佛朔等。我国高僧西入印度求经的也不少。东晋法显和唐玄奘是最有名的。佛经中的诗歌、传说、寓言、故事多为优美的文学作品；佛经中的哲学思想又十分丰富。
佛教文化对汉魏以后我国诗歌、小说、音韵学、哲学的发展，都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唐时由西方传入的宗教还有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兰教，对我国文化发展也起过一些作用。同佛教一道，西方艺术不断输入我国。贵霜帝国时期，融合希腊、印度、中亚、伊朗各地艺术特点的健驮罗艺术逐渐东来。斯坦因在鄯善获得一希腊式的有翼天使壁画，是西方艺术东来留下的痕迹。敦煌千佛洞佛教画像明显带着健驮罗艺术风格。曲铁盘丝般的线条，立体感较强的高光凹凸法，浓重而严峻的色泽，都说明外来形式与风格的影响。
至于佛像的雕塑，石窟的开凿，佛寺佛塔的建筑，更是在我国固有的传统建筑雕刻艺术基础上，吸收了西方外来成分的。如希腊“爱奥尼亚式”和“科林斯式”柱头可以在云冈石窟中找到其变体。我国音乐、舞蹈、杂技也吸收不少西方外来成分。张骞入西域，“得摩诃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声二十八解，乘舆以为武乐，后汉以给边将”。《晋书·乐志下》摩诃兜勒一说为大月氏的胡乐，一说为印度大伎乐。我国自西域输入的乐器很多，如箜篌、纵笛是从西亚经中亚传来的；琵琶、筚篥、胡笳等西域伊朗系乐器，也于汉时传入。
西方乐器的输入极大地丰富了我国音乐舞蹈内容。这些乐器后又向东传入朝鲜和日本我国杂技艺术深受西方影响。汉武帝时，安息以“犁靬眩人献于汉”。（《汉书·西域传》）眩人善幻术戏法，即吞刀、吐火、殖瓜、种树、屠人、剥马之术。公元1又有掸国王雍由调献乐及大秦幻人。幻人“能变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后汉书·西南夷传》）我国杂技艺术家在自己固有的杂技基础上，消化、吸收这些西方技艺特长，逐渐形成群众喜爱、驰名世界的优美的杂技表演艺术。丝绸之路使欧亚各地区间的联系密切起来。它促进各民族国家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学习，对人类经济文化发展有巨大的贡献。
国际上对丝绸之路的研究热潮开始于19世纪中叶。那时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了加强殖民掠夺，占有新的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鼓励探险家到地球上许多人迹罕至的地带，去搜集地理、历史气象、人文、物产等资料，为殖民扩张充当先锋。在这种条件下，丝绸之路所通过的亚洲腹地就成为各国探险家的活动舞台。在接踵而来的探险家中最著名的有俄国的普尔热瓦尔斯基、英国的斯坦因、德国的勒柯克、瑞典的斯文赫定、法国的伯希和和日本的大谷光瑞等。他们对中亚、新疆等地的考察报告，提供了大量有关历史、地理、民族、语言、艺术各方面的资料，于学术研究甚有贡献。
然而他们在这些地区盗窃、破坏古文物活动，特别是对敦煌石窟秘宝的劫夺，引起我国各族人民的愤慨。1907年斯坦因来到敦煌，首先发现石窟密室藏有“敦煌文书”，当即盗取相当一部分运到伦敦。1908年伯希和接踵而来，用卑劣手段，盗取24大箱文书，偷偷地运去巴黎。在这许多新发现的材料基础上，各国学者进行归纳、整理，结合中西古文献记载，进行深入研究，写出不少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如亨利玉尔的《古代中国闻见录》、希尔特的《大秦国全录》、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藤田丰八的《西域研究》等，就很有名。
我国学者自敦煌西域文物发现后也进行研究。罗振玉和王国维的《流沙坠简》就是最初的研究成果。后来的著名学者则有冯承钧、张星烺、黄文弼、向达等。冯承钧介绍西方汉学家的研究成果，译述最为丰富。他的《西域地名》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工具书。黄文弼亲自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写有《罗布淖尔考古记》等书。向达写的《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对敦煌学的研究甚有贡献。建国以后，我国学者继续从事丝绸之路的考察和研究，取得不少成就，近年出版的常任侠的《丝绸之路与西域文化艺术》就是这种研究成果之一。好了，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要暂告一段落了，大家有何想法呢？欢迎大家来评论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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