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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今天，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获得100名改革先锋称号人员名单中，第一名是国防科技事业改革发展的重要推动者于敏。于敏有何突出贡献？他作为我国核物理学领域的泰斗级人物——氢弹之父，有何鲜为人知的故事？
对此，特发表何祚庥院士的采访录，他讲述了当年与他于敏一起共同研究氢弹时的经历。摘要如下：
一、中国的核武器自己研发出来，还是苏联人给我们或自美国人那里“偷”来的？
苏联人认为中国的原子弹是他们给我们的。
实际的情况是，他们给我们的只是原子弹的一个教学模型的框图。本来赫鲁晓夫承诺将会给我们一个样品。后来反悔。取消！
但中国人根据这个教学模型的框图，自己摸索、探索，成功地掌握了原子弹爆炸的全部机理。最后独立研制成功了一颗“内爆式”，但由铀235为核燃料组成的原子弹。
至于氢弹，那完全是中国人自己摸索出来的。
有一位俄罗斯科学家，在和中国学者谈及往事的时候，直截了当地承认了这一事实。
至于美国，的确有不少美国人，特别是美国议员，老是怀疑是中国人‘偷’了他们的‘秘密’。
然而朱镕基总理曾向这些怀疑者有一番谈话说，“你们的‘怀疑’，至少是犯了两个错误。
第一，你们过低地低估了中国科技界创新的能力。第二，你们也过低地低估了你们的强有力的保密制度的能力。我们虽然也想‘偷’。问题是，你们的保密能力太强！我们‘偷’不着！”
也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中国的氢弹确是中国人独立创新，自主研发的重大成果。但如果没有美国人、苏联人研发成功的范例在先，那时的中国人也是绝对不会想到我们应独立自主地研发氢弹。
为什么现在要说上这一段“加注”？原因是不能对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做过高的估计！
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科技界，其实还没有学会如何在科技领域进行开拓创新，特别是独立自主地开拓原始性创新。
我和于敏私下曾多次交换过意见，如果没有美国人或苏联的成功范例在先，那我们也绝对不会敢于“闯”这个重大难关的。原因是，如果遭到了失败，如果浪费了大量的钱，怎么向国人交代？
但我又很愿意介绍于敏等人，如何进行这一重大科学创新活动的比较细致的经历。
从我来看，这毕竟是中国人，‘第一次’从‘第一原理’出发，也就是从核物理、原子物理等物理的基本知识和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如量子力学、量子场论、平衡的和不平衡的统计物理、量子统计理论等物理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独立而完整地建立和开发了氢弹的理论、技术，直到建立和实现中国自己的核打击力量。
正由于这一次研究和开发，是从‘第一原理’出发的研究和开发。所以中国人不仅能研发出原子弹、氢弹，还能在核武器领域，独立而持续地发展，进一步又研发出中子弹等其它具备多种功能的核弹。
而真正困难又必须解决的难题，是如何实现核武器的轻型、小型，从而便于形成一支足以应付外来核打击的，由中国人自己指挥的核打击力量。真正在这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这里所说的50年前的一些经验和教训，也许有益于中国发展的未来！
二、为什么中国人在原子弹爆炸后两年零八个月便爆炸了氢弹？而其它国家往往在5～8年后才爆炸了第一枚氢弹？
真实的情况是，氢弹的‘预先’研究从1960年12月就决策上马干了。
1960年，国家科委和国防科委在聂荣臻副总理领导下，起草了“科研工作14条”。为贯彻“14条”，聂总指示说：“科研工作像下棋，下棋要看三步棋。我们的国防研究，是否还应部署第二步棋？
根据聂总这一指示，当时主持核武器研发的二机部部长刘杰找到钱三强商量，核武器应如何部署第二步棋？钱三强当即回答说，“那当然是氢弹的预先研究”。“研发核武器的第一步棋，是原子弹。我们已部署在九院。第二步，很自然，当然是氢弹。在氢弹全面上马以前，当然就是‘氢弹的预先研究’。”
1960年9～10月，中国和苏联间的‘同盟’友好关系全面破裂、恶化！
当时正在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工作的周光召、吕敏和我（何祚庥）三人就未来工作的去向问题，联合向二机部领导打了个报告，“鉴于中苏关系恶化，在联合核子所继续从事中苏友好活动已没有什么意义。
而由于中苏友好关系全面破裂，苏方已全面撤退技术专家。估计国内缺乏技术人员。为填补国内空缺，我们愿意回国参加任何分配给我们的有关工作”。
1960年10月，钱三强到联合核子所，代表中国参加12个成员国均派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我们当即将“回国申请报告”交给了当时任二机部副部长的钱三强。钱三强接到我送给他的请调报告后，大为高兴！
因为刘杰部长正交给他一个任务，要他了解一下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的中国人员中有无愿回国工作的科研人员。钱三强接到我们给他的报告后，当即打长途电话给第二机械工业部部长刘杰，建议立即调我们这些人回国参加核武器研制。
钱三强立即拔通了长途电话，而我正好留在电话机的一侧。在电话中，刘杰部长问，“那边情况如何？”钱即回答说，“这里请战的情绪很高！他们都愿意回国！”刘杰部长又问，“有哪些适合的人？”钱三强说，“一个是你认识的何祚庥，过去是地下党员，现在从事粒子理论研究。他的业务能力相当不错”。刘杰当即表示，“这完全可以！”
钱又说，“另一个是吕敏，现从事粒子实验工作，也是党员。不过，吕敏的社会成份较好，他是著名语言学学者吕叔湘教授的孩子”。刘杰说“行！”。但讨论到第三位也是共产党员的周光召，能否参加核武器研究时，却由于‘老周’存在极其复杂的“社会关系问题”；刘杰和钱三强在电话中，均犹豫了起来！
刘杰当时在电话里问道，“周光召的业务能力如何？”我说，“极好！苏方评价极高！”又问，“周的政治表现怎样？”我又说，“那也极好！反对苏修斗争十分坚决！”刘杰当即表态说，“我看可以考虑！我们是‘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要‘重在表现’！”
为什么刘杰部长会讲上这么一段话？这就是时代思潮的影响了。正是在那一时期，‘唯成份论’的思潮十分严重！苏方就警告我们，核武器是‘国际’绝密，只能掌握在“最可靠”的人员手里。所以那一时期研发核武器的政策，是“依靠苏联专家，培养大批由工农兵出身的年青大学生，来掌握这一‘绝密’技术！”
至于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只能做一些‘外围’工作，如在杜布诺联合核子所参加粒子物理研究，促进中苏友好活动，……等工作。正是由于刘杰和钱三强这一番电话，我们三人也就陆续奉调回国，分别参加到不同核武器工作领域里工作。
为什么我要在这里补充记载聂总、刘杰、钱三强等人做出氢弹的预先研究这一重大决定的历史？
第一，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值得“大书特书”的历史经验！在重大科技问题的研发上，必须要建立起自己的‘独立’的研究和开发的力量！市场换不到真正尖端的技术！引进了也只能永远依附别人。
第二，中国人的确是勤劳勇敢，而且“中国人的头脑并不笨”。（注：这是钱学森在导弹决策会上讲过的一句话。）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过高估计自己的智力！现在流行的宣传说，中国人“仅在两年零八个月时间内，独立自主的研发出氢弹”，而这样的宣传并不符合客观事实，而且背离科学认识论的规律。
中国人的头脑的确并不笨。但也决不会特别聪明。认识总是沿‘之’字，曲折前进的。
三、于敏是怎样被请到参加氢弹理论研究的？
虽然中国人在1960年12月就已经决策要搞“氢弹理论和实验的预先研究。”但中国人之所以能在原子弹爆炸后2年零8个月，亦即在1967年6月17日爆炸第一颗氢弹；一个重要原因是：‘及早’将于敏这样‘大师’级的，但当时仍属年青但十分优秀的研究人员，‘请’来参加预先研究的工作。
于敏是张宗燧先生的研究生。毕业后，张宗燧先生为于敏写了封强烈的推荐信。毕业后即在吴有训任所长，实际是钱三强领导的近代物理研究所里任助理研究员。
在年青人中，于敏一直以业务能力特强而著名。而因此，在那一时期，于敏便成为‘专而不红’的一面‘旗帜’。
1958年8月1日，于敏（上图）从原子能所一部调到二部，加强原子核物理的理论研究，以便和原子核物理的实验工作相协调。在1960年原子能所二部的‘红专大辩论’和‘拔白旗’的运动中，于敏成为白专道路的一面旗帜而被‘打倒’！
（注：准确地讲，于敏只不过不够‘红’，但那时认为，‘粉红式’是白专道路的变种！张宗烨院士插话说，是粉红色，更危险。）何泽慧是深知于敏的科学能力的。
在于敏‘被’打倒后，何先生说，那还是请于敏来帮我做裂变理论吧！钱三强和何泽慧都是“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发现者。原子能研究所当然会将核裂变现象作为重点继续研究。由于氢弹理论研究，是一个急待开拓的新工作。黄祖洽和我都深感“兹事体大”，“责任重大”。
黄和我当然都深知于敏的才能，我和黄祖洽商量，是不是请于敏也来参加工作。黄祖洽欣然同意。于是黄和我便去找钱三强，建议将于敏调过来，从事氢弹的预先研究。钱三强当然立即同意。
但由于于敏当时因走“白专道路”而受到“群众”的批判，钱三强便问我们，“这怎么办？”我向钱说，“这种批判，毫无道理！纯系‘为批判而批判’！他们批评于敏只抓‘清炖头尾’，而让群众去做什么‘红烧中段’。
但是，批判者自己又没有‘本事’去做‘清炖头尾’，（注：‘头’指提出问题，而‘尾’指做出物理结论），至于大量的计算，也就是‘中段’，当然只能是初学者去做！他们能学懂、学会、做计算时不出错误，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钱听了，大笑！当即表态，“这算什么‘白专’道路！不通！”但由于这一批判，是所党委定的，最后只好由钱三强去请示刘杰部长，仍以“重在表现”，——即被批判后，仍然积极工作，表现不错，——所以仍可调来参加工作。
由于这是部长说的，原子能所党委没有异议，而被调了过来。在调于敏参加工作时，还有一个小插曲。钱三强向我说，“你知道泽慧高度关注裂变理论，这必须和她商量！我已‘不便’和她去说这件事情！
（注：这里有一段内情，钱和何都是裂变现象大专家。何泽慧当然会持续不断地关注这一领域的新发展。她常常将这一领域里新进展，新发表的文章，复制下来，送给钱去看。而钱三强那时却忙得不得了，根本无法去关注裂变现象的深入研究。为此何泽慧已和他吵了好几次！为表示他仍然重视裂变研究，便将于敏调给何先生！而现在却又要‘动’她手下大将！）
于是，钱三强就将这一‘艰巨’任务交给了我！其实，我去找何先生，竟是一说就成！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一“预先研究”太重要！而大将出马！不同凡响！于敏立即显示出他的突出的才能！
四、初出茅庐第一声：于敏立即打了个“火烧博望坡”
于敏最推崇的是诸葛亮讲的“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这两句话。这成为他终身的‘座右铭’。
在年青朋友之间，少不得大家嘲笑他“以诸葛亮自居”，最好再加上‘周瑜’，改名为‘于亮’。
但是，这位诸葛亮一参加到氢弹的预先研究中来，立即打响了‘火烧博望坡’。
氢弹有三大关键问题，材料、原理和构型。而研究氢弹首先就会面临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氢弹是什么材料做成的？氢弹当然不是由氢气做成的。
那么，于敏型氢弹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材料和爆炸机理有密切关系。
美国的T-U型氢弹，也就是原子弹外面,包着大量液态的氘和氚，原子弹爆炸后，会点燃氘和氚的混合体发生热核反应，释放巨大能量，也就是用原子弹引爆了氢弹。但问题是：这样的氢弹体积太大了，也太重了，因为液态氘和氚的氢弹，必须附加一个超低温冷冻机，所以重达62吨。这显然不能用来作战！
更重要的是，价格太贵了！因为这里要大量用氚。而自然界里并没有氚，必须由人工生产出这种寿命仅为的氘！这种大量用氚的氢弹，不要说中国人没有能力做，准确地讲，美国人也不会大量做，因为太贵，做不起。全世界也只有美国做了一个专门为吓唬人的，放在比基尼岛上的那颗氢弹！
所以说，真正用于作战的氢弹，必定另有出路！
但既然第一枚氢弹，是T-U型。可以猜想，中国设计的，可用于作战的氢弹，其中仍必然有氚的贡献。即使它们不是事先放在氢弹的结构中，也可能在爆炸中大量产生。
一个逻辑的推论，立即就产生一个疑问，氚在氢弹爆炸中起什么作用？更大的疑问，中国未来的氢弹，是否真的不要氚！假如一旦认为氚是必需品，而我们却没有，那怎么办？我们的预先研究组，是否还应建议中国应及早部署氚的生产？
那么，我们的轻核反应是否还应提前关注一下氚氚核反应截面实验的测量？这就既要有氚靶，而且要有氚束。粗略估计一下，可能至少要投入几亿人民币，才能做这个实验。
但是，中国当时的科研经费极为紧张。而氚，在那一时期，简直是比大熊猫还要难得的珍稀动物！中国连做一个实验用的氚靶，都做不出来！既拿不出钱来制造一台有氚束的加速器，也不知道如何大量生产氚。
于敏自‘请’来参加工作后，立即用Breit-Wigner公式严格证明了，所有轻核反应的截面均‘绝对’不可能超过5巴。而所谓氚氚反应截面高达15巴的问题，一定是假的！这真是“石破天惊第一声”！
为什么于敏竟能用‘理论’来否定一下理论上有可能出现的实验数据？原子核反应的理论远没有原子反应的理论那样成熟。那么，于敏的结论可靠吗？我和黄祖洽详细聆听了于敏的‘证明’。
由于于敏用的是从‘第一原理’出发但又是‘半唯象’的，包含某些经验参数在内的理论，其中有某些参数的输入，又来自极为可靠的实验数据。这是理论物理学者在走向终结理论过程中，要回答某些现实问题时，时常运用的标准方法之一。
——我和朱洪元、胡宁、戴元本等人研究层子模型时，也用了类似的方法。但“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在听完于敏的‘证明’以后，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一结论十分可信而巧妙，因而就否决了是否需要部署，测量氚——氚反应截面的实验的建议。
这就避免了一次‘大浪费’！而隔了若干年后，发现原来美国人曾进行过氚——氚反应截面的测量。只是测量后，并未及时发表！后来发现这一数值其实并不重要，所以美国人就公布了出来！
五、有可能用原子弹点燃氘化锂的热核反应吗？
在否决了昂贵的氚弹的设想之后，其‘第二位’的选择，必定是采用氘化锂。那么，一个最简单的设想：人们能否在原子弹外面加上一个氘化锂组成的球壳，通过氚的中介，用原子弹产生的高温，直接点燃氘化锂的热核反应？
原子核间进行的核反应，会释放大量核能。但原子核外的电子却对核反应毫无贡献，只起消耗作用！核外电子只能‘均分’核反应释出的能量，使原子核温度下降，促使核温度和电子温度相等。
我们在探索点火问题的一开始即注意到存在这种可能。但很快分别用古典近似和玻恩近似，证明这一机制形成的两者的温差极小、极小，以致于通常只需要认为核温度恒等于电子温度！
于敏这一计算，对我们当时的‘猜想’打击太大了！
为此，朱洪元教授还自告奋勇地仔细检查了于敏的计算，仅在最后指出，于敏在整个计算中，少了一个因子2。但加上‘2’的改正后，丝毫不影响于敏所做结论！
六、那么，出路何在？
于敏猜想，是不是可以把轫致辐射产生的光放掉，从而大量减少逆康普顿散射导致电子能量的损失，这被称为‘放光’模型。
这时，于敏立刻就拿出他的深厚功底的理论物理学家的看家本领了！于敏立即说，先研究一个理想模型！
于敏建议，不要马上设法求解如此复杂的方程式！于敏建议完全略去介质的运动，而首先是构造一个静态的无限大的中子增殖的模型，专门计算中子的增殖速度，同时也就给出升温速度。这就可以略去求解辐射流体力学方程带来的巨大麻烦，大大节省了计算工作量！
于敏和我却注意到这一特征时间的倒数将强烈地依存温度T4和密度。如果等离子体温度T更高或者密度变大，中子数增殖特征时间的倒数便会很快上升。这一链式反应过程的特征时间的倒数就有可能大大超过原子弹，也许这就是氢弹。
为时不久，我又因需要加强对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又调回四0一所二部和于敏共同工作。
那么，我们所研究的氢弹是否也需要有一个能描述氢弹的引爆，直至核反应完成，发生大爆炸全过程的运动方程式？
于是于敏和我就决定共同探讨氢弹运动所可能满足的运动方程式。
七、从静态研究到动态研究
为要设计一个真正可以用于战场作战的氢弹，还必须研究和推导出描述氢弹升温、点火以及爆炸过程的动力学方程。
当时，我曾和于敏共同从事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但很抱歉，我的理论物理的水平太低了。
可以说，在演算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难点，包括积分方程的求解，都是于敏一人完成的！我只能是一位“高水平”的旁观者、见证者、欣赏者兼赞扬者！
所有这些系数均是在极高温度，极高压力的热传导系数，根本无法从‘实验’得到所要数据。
于是，于敏和我又设法从量子力学、量子电动力学等描述电子、光子运动的方程式，直接计算出所需的热传导系数。这无疑也会碰到一些难以解决的难题！
在碰到难以克服的难题时，就找于敏请教和讨论。而于敏总是能找出一些巧妙的简化问题的方法，给出回答。有一次，我遇到等离子体态内存在多个能级均有贡献，但不知如何相加的困难。而到了于敏那里，他立即用“求和规则”，求出一个简单的可信的结果，从而大大节省了计算的工作量！
也许这里还能插入一段‘佳话’。我和庆承瑞曾给出一个测量中微子质量时检验其测量精度的一个求和规则。而这一方法的运用，其实是学自于敏。
八、辐射流体力学方程的求解
为加速氢弹的预先研究的进程。我向钱三强请示：我能不能将九院求解这类方程式的方法，即冯·谱依曼发展的“人为粘性”法，告诉于敏？
钱三强当然知道这一“半导体”式合作的规定。他并不回答我是否可以打破这一“半导体”。他却向我说，“现在是‘你们’合作进行研究，你有什么本领，就用什么本领。你把你的本领使出来，这不就‘行’了！”
于是，我便将从九院学来的‘本领’告诉了于敏。很快，于敏和我即设计了求解这类偏微分方程式的差分格式。对于中子输运方程，——在当时所有计算条件下，显然不能用16群中子分群计算。
于是于敏和我便请叶宣化和任庚未从已解出的16群的中子谱中，平均并简化为三群的中子谱和相应的截面，接着又猜测了几种可能的构型，却屡战而屡败！
九、于敏建议用一维模型探究隐藏在运动方程式后面的新物理
于敏建议，将我们导出辐射流体方程和中子输运方程，改为‘一维’模型下的辐射流体力学方程和一维模型下的中子输方程的联立方程式。
于敏注意到常微分方程的研究里有一大研究领域，——“常微分方程的定性理论”。
而因此，我们对氢弹的爆炸机理，就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为什么一个发散的爆震波会使等离子体中的热量由递增而递减？而一个向心的爆震波却能使等离子体内的温度不断上升从而诱发大爆炸，如此等等。
十、一个成功的尝试：我们终于在‘纸上’做出了一个爆炸当量达几千成吨TNT当量的‘大氢弹’
为什么我们过去的简单设想均不太成功？因为一个可爆炸的带有中子链式反应机制的氢弹体系，也必然如同原子弹一样存在着某种临界质量。那么，我们设想中的有中子链式反应形成的氢弹，其外来的向内的“压缩”波将从何而来？
这时，黄祖洽却忽发奇想。黄祖洽问，我们是否可以用大量的U235，如用1吨重的铀235做成一个大壳子，但里面却放上大量的氘化锂，这一特制的原子弹必然也会产生向心的压缩波。也许这一机制将‘点燃’藏在铀235外壳内的氘化锂，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增强’式的原子弹，或十分‘肮脏’的大原子弹？
于敏和我都说“好”！由于我们已经懂得上述爆炸机理，也有了运动方程式，也有了描述中子运动的“三群”的分群截面，当然不难给出它们的尺寸大小，写出差分格式，用计算机计算出这一‘设计’的爆炸当量。
而意外的是，这一超大型原子弹，其TNT爆炸当量，竟高达几千万吨级！这太意外了，居然我们竟在“纸上”已做出个类似于氢弹爆炸当量的‘大原子弹’！
于敏和我均详细地检查了纸带，结果发现这一巨型原子弹的中子通量增殖极快，以致这一吨重的铀235几乎烧掉了总重量的99.99%！我和于敏都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一爆炸究竟是原子弹爆炸还是实质上是氢弹爆炸？
于敏仔细思考后，所谓原子弹爆炸，其键式反应的特征，是每次裂变平均放出2.5个中子，而氢弹爆炸，其键式反应的特征，却是每次裂变平均放出4.5个中子。从表观上看，这似乎是某个超大型原子弹的爆炸，而其实是一颗大型氢弹的爆炸！
不过，当时的于敏更喜欢的是‘放光’模型。而如果‘放光’模型得以真正实现，那将是一个‘干净’的氢弹。显然，一个干净的氢弹的设计比起肮脏的氢弹的设计要更为‘漂亮’。物理学家希望做出‘漂亮’的工作，这不是什么缺点！
这是50年前‘如烟’的于敏往事！现在只能做片段的追忆！而再过5年或，恐怕就再没有人能说出于敏是怎样研究出氢弹理论的全过程了！
我的这段追忆，其实也仅限于1964年10月以前发生的事情。
过了1964年的国庆节，我接到通知，原子能研究所党委研究决定我将去农村参加‘四清’运动。到了同年的10月16日，中国政府却突然宣布我国已爆炸了第1颗原子弹。我们都沉浸在无比喜悦之中！
接着我和于敏较详尽地讨论了有关氢弹的预先研究今后应做的工作后，约在11月上旬，便奔赴河南省罗山县，先是参加劳动锻炼，后来又被调去信阳市的十二里廟大队，余湾小队，参加‘四清’运动。在参加运动过程中，听说原在原子能所工作的氢弹预先研究组，已奉命解散。
其中有一部分工作人员，包括于敏调到九院继续参加核武器的研究。未调出的人员却留在原子能所转做基础研究。
1965年8月，我奉调回原子能研究所一分部，参加基本粒子的理论研究。由于氢弹的预先研究属国家绝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向于敏询问过有关氢弹的后续工作。
但现在回顾起来，我们两人始终都认为那一阶段的合作，是有限生命中最愉快的一次合作。我从于敏身上不仅学到从事理论物理研究工作的许多技巧，还学到如何提炼思考诸多科学研究问题的思想方法。
十一、后来的讯息
直到1987年，二机部九院觉得在核武器研发的问题上，有必要向中国的物理学界实行‘开放’，陆续将向我们这些曾经参加过部分工作的“老同志”，请到绵阳市的九院参观访问。
于敏亲自陪同我和老伴庆承瑞，参观了九院总部和分散在各地的研究所和实验室。在参观氢弹的‘构型’时，于敏用手一指，“这就是氢弹的‘绝密’，‘两个球’”！而到现在却已成为核能工作者共知的常识！
后来，在九院曾发生一场氢弹理论发明权的争论。我曾向邓稼先详细介绍过于敏在原子能研究所所做的全部工作。从我来看，我认为于敏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氢弹构型的最主要的发明者。
回顾那一时期所做各项工作，可以说，在氢弹的预先研究过程中，几乎所有的难点的解决都出自于敏的贡献，而我仅是站在一旁的积极的促进者！
十二、于敏是不是中国的“氢弹之父”？
于敏曾多次否认他是中国的“氢弹之父”。因为氢弹的研究，包括氢弹的预先研究，的确是很多人集体研究的结果。而且，其中还有不少青年的工作者，为氢弹的研究，贡献了他们的青春的一生！
就拿那两位从事无限大介质的求解16群中子的矩阵的研究者叶宣化，任庚未两位年青的实习研究员来说，由于三年困难时期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了损害，在从事上述工作不久后，即英年早逝！
而另外还有一位帮助我们做数字计算的编制程序的实验员，田淑韵同志，也因健康受损‘难产’而英年早逝！这是一位年青、活泼、漂亮的女孩子，但工作态度却极其细致、认真负责！
当然，参加氢弹预先研究的还有许许多多年青的物理学家，数学家，计算人员，他们都分工合作地参与了这样或那样的研究工作。所以氢弹的预先研究的确是集许多人智慧的重大研究成果！
那么，于敏做贡献‘何在’？也许我们可以打一个‘比喻’。一个由11人组成的‘足球队’，在场上踢球，互相将足球传来传去。但起关键作用的人员，却往往是，场外教练和冲在前面的举足射门的前锋。
于敏正是这支足球队的教练兼中锋。至于我，虽然也添在前锋之列，但我这位‘边锋’，虽然也曾多次和于敏并肩作战，相互配合传球，但到了关键时刻，‘临门一脚’，‘应场入网’的却总是于敏院士。至于我，最多只能将足球踢到能由于敏‘举足破门‘的最佳位置。
所以，从我来看，将中国的氢弹称之为于敏构型，是完全准确而恰当的。
十三、向于敏先生学习“物理学的分析方法”
于敏同志绝对是一位有杰出才华的科学工作者。但如果我们只是简单地说，是由于他头脑好使，再加上勤奋用功等形容词来概括他的科学工作的一生的话，那么我们这里所做介绍，也就对后学者没有什么启示了。
据我个人观察，于敏之所以能在氢弹的研究做出重大成绩，首先在于他科学地掌握了系列的整套的科学研究方法。用于敏所常讲的话来说，“要善于抓主要矛盾”。
而“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那么什么是科学研究的“主要矛盾”呢？毛泽东回答说，“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
从1952年，我和于敏开始交往的第一年算起，而时代如驶，现在已整整经历了63年，而于敏今年已是89岁的高龄！
为庆祝明年于敏教授九十大寿，特此将当年共同合作研究氢弹理论的经历，尽可能地介绍出来，并以此为于敏院士寿。
十四、问：如果仅用一段话，您会如何评价于敏先生？
于敏是一个理论功底非常扎实的人。他有一句话对我影响极大。我曾问过于敏：“为什么你本事这么大？看问题这么准？分析问题这么清楚？
于敏说：“我经常注意观察和学习前辈学者思考问题的方法”。自他向我介绍这一重大‘秘密’之后，我也注意观察身边的学者，包括年长的和年青的，当然尤其注意观察于敏怎样构思，怎样坚持不懈地探索和追求。我想这是值得向年轻朋友们推荐的如何向前辈们学习的一个最好方法。
在工作中我和于敏当然有过分歧，于敏不可能什么都正确，我和他在个性上都会坚持自己的意见，常会互相指责对方不对，有时争论急了，相互指责对方为“狗屁不通”。但第二天一大早，又相互找对方又继续讨论研究，找出解决分歧的方法。
因为我们两人都是一心做研究，一心求真理，彼此都会坚持真理，彼此也都会在真理面前而妥协。现在回忆起来，仍然认为，那段岁月，是我们的科学生涯中，最为愉快的一次合作。
后记：尽管于敏的名字直到 1988 年才解禁，但是祖国并没有忘记他，1999 年 9 月 18 日，在中央军委表彰为研制 " 两弹一星 " 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上，他第一个被授予 "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
1月8日，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为于敏先生，颁发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图文编辑：华山穹剑 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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