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06）
笔 势
“二爨”是南朝的碑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爨龙颜》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爨宝子碑”端朴若古佛之容。”仅从两碑的形象和姿态论，就极富艺术的表现力。它通过在间架结构上疏密、松紧、虚实、起伏的合理安排，产生出诸多不同的美的感染因素，象《爨宝子碑》的苍老、古拙、庄重、严谨、敦厚、凝炼、挺拔、坚定、方正、硬实、沉郁、刚毅；《爨龙颜》的飞动、流畅、粗犷、豪放、雄状、威武、含蓄、疏朗、险劲、峭拔、激昂、道劲，如此等等。从而勾勒出一种独特的美的形式，达到令人难以信置的艺术境界。
唐代孙过庭在《书楷》中说：
“至若数画并施，其形各异；众点齐列，为体互乖。一点成一字之规，一字乃终篇之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
这段话特别是最后两句，是对书法乃至一切艺术的形式美的哲学概括。通过读碑，就不难发现“二爨”碑的闯架结构正体现着这种形式美。所谓“一点成一字之规”，就是一个字的第一笔如一“点”，可以成为这个字的准则，各种线条及其交错配合，应是该“点”
的形式、意趣、规则的延长和生发。
如《爨宝子碑》中的“宝”字的第一点，就是“一字之规”，以其逆、折转、放的运笔及其形态，启导着以下笔画的取势，规范着以下笔画的大小、粗细、长短藏露等等，并且都蕴蓄着第一“点”的意象。再如“秋”字的第一撇，用笔质朴无华，而余下数笔则在不同部位相对呼应，使整个字呈现出和谐之美，这就是“和而不同”。关于“和而不同”，《左传·昭公二十年》载：晏婴以音乐为例，否定“琴瑟之专一”，主张“和”应是大小、短长、疾徐、刚柔、高下，周疏诸因素的“相济”。孙过庭则把它引入书艺之中，是十分形象的。“二爨”碑除了在形式上讲究和颇、谐调、整齐、一致，注重全局的完整性外，更体现了其形式的多样、变化、参差、殊异，即整体各部分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和谐中必须见出长短、粗细等不同的差异面和对立面。追求“和”必须避免“同”，而更为重要的是要“和中有违”，鳞羽参差。孙过庭提出“违’’这个美学范畴，正突出强调了统一中的对立，和谐中的差异。我们不妨以《爨龙颜碑》中的“动”、“训”、“流”、“阳”四字为例，就能看出这种“违”来。
在以上例字中，类同的笔画或三、或四，搭配得较为和谐，但又不拘泥于同一模式，而是相互差异，各自予盾，变化多端，有如飞如动之感。如“训”字“言”部的三横：
第一横粗壮微斜，笔势雄强峻厚，第二、第三横则略短，并以粗细变化、俯仰呼应而互为映衬。“训”字右边"川"部的三个直向笔画：或长短，或曲直，势态迥别，动静生情。
《芥子园画谱》曾谈到树的“三株画法，”说；“虽属雁行，最忌根顶俱齐，状如束薪，必须左右互让，穿插宜然。”。而《爨龙颜碑》中的这个“川”，则虽属雁行而根顶不齐，避束薪之状而使之顾盼揖让，十分自然。又如“阳”字的“勿”部和“流”字的“川”部也都注意到了三画雷同的违异，因而笔笔姿态各一，处理得非常别致。再象“动”字下部的四点，虽齐列同部，却有大小、并合、藏露之别，从而克服了单调呆板、枯燥乏味之态，体现了“动”势。由此可见，“爨”碑确是把握了“违而不犯，和而不同”这一艺术形式美的关纽，并可让人们从那些字体间架结构的排列、组合中领悟到这种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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