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拉车的伙计、做小买卖的和手艺人，到外国殖民者、买办；从革命党、地下党，到汉奸、地痞流氓……清末民国时的天津民风民俗、市井生活在作家王松的最新长篇小说《烟火》里活色生香地呈现了出来，该书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上市。
从“侯家后”胡同写起 将天津相声经验引入小说中
这部小说曾在《人民文学》杂志第一期推出，引起文学界和读者的普遍关注。小说写的是天津，一个曾经与上海一样的、南北遥望的两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大都市之一。1860年，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后，西方列强纷纷在天津设立租界，使天津成为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基地。在西方列强的瓜分下，天津成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小说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一直到中华民族的解放，新中国成立，时间跨度近100年。
故事是从天津老城的北门外一个叫“侯家后”的胡同开始的，天津的民俗、风俗、市井文化、各色小人物，在历史风云翻卷的背景下，如一幅长长的图卷徐徐展开：从拉车的伙计、做小买卖的和手艺人（狗不理包子、拔火罐的、卖鸡毛掸子的、卖鞋帽的、打帘子的、卖神符的等等），到外国殖民者、买办；从革命党、地下党，到汉奸、地痞流氓……小说对小人物的命运给予了很深的关注和同情，同时也着力写了他们面对命运以及邪恶势力的坚韧和抗争。小说显示了作者对历史和人物命运的认识和把控能力，表现了小人物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所保有的家国情怀，以及面对困苦时坚韧和顽强的精神与生命力。
值得一提的是，小说也渗透着浓郁的天津文化，尤其是天津特有的曲艺文化。作者将自己写相声的经验引入到小说中，但又不是那种掉书袋式的，将相声的语言表面化地插入到小说语言中，而是将其融入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口语化的叙事之中。生动有趣而不牵强，丰富了人物性格的刻画和开拓，也展现了天津人独特的表达的方式和生存智慧。
王松称他很喜欢天津街巷里特有的烟火气
作者王松在谈到《烟火》时，深情地表达了对天津这座城市的热爱，他说：“我在写这部小说的过程中，随着‘穿越’回过去的100多年，在北门外的侯家后一带穿大街钻胡同，和曾经的这些人一起生活，我渐渐发现，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城市，也喜欢弥漫在这个城市街巷里那种特有的烟火气。”在王松看来，无论是哪儿的人，每一个人，不管他嘴上怎么说，其实都热爱生活。也正因为热爱生活，所以才会怀揣各自的梦想，充满向往地去拼命活着。但他要说，就热爱生活而言，天津人还要加一个“更”字。天津人的性格，也如同这座城市的文化，说起来可能有很多种说法，但放到一起就如一个拼图，拼出来的，就是天津人这种热爱生活的性格。也正因为热爱生活，所以才具有了这样和那样的诸多方面的脾气秉性。
评论家王德领表示：“《烟火》里的故事密度在长篇小说里是罕见的，在100多年的时间跨度里，小说的100多个人物都有自己的故事，无数的故事缠绕在一起，在侯家后这个地方展开。这是一部平民的史诗，是有关天津的，更是有关中国的。”该书的责任编辑、评论家兴安则称：“天津需要这么一本书，就像上海需要王安忆、需要《繁花》，北京需要老舍、需要刘恒、需要《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一样。”
这部小说塑造了一批小人物，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各自的善良和朴实，也有天津人各自的幽默和“哏儿”。而“好人”来子就是一个典型，他的“好”是贯穿一生的，所以非常难得，也让人产生敬意和同情。杨灯罩的“坏”也是贯穿一生的，他是“善”和“好”的对立面，让我们看到了“坏”与“恶”的人性极限。小说还从侧面描写了西方列强、洋人买办等各色人物，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天津的苦难，对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血淋淋”剥削和“肮脏”的掠夺，给予真实的揭露和批判。
该书邀请天津画家叶祖茂绘制小说中13位主要人物的绣像，并以碑拓和拉页的形式展示，使该书更有历史的沧桑感和图像与文字的互文意义。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张恩杰编辑/崔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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