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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认为如果没有线条“逻辑链”式的事件展开序列，没有书法在创作时完整的推移过程，没有抒情活动在线条“心电图”中所保持的连续性与持续性，没有线条旋律所提出的“挥运过程”的大致基调，甚而，没有时间限制，那么，面对已距离我们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代书法作品，我们如何去想象其“挥运之时"书法的这种依靠时间展开其艺术表现功能的独特属性，使它有一种能够凝固的空间造型并静态地将这种造型保存下来的功能。也正是由于书法的这个特性，它才要求欣赏者采用“同步式”的赏评方法。
所谓“同步式”欣赏，是指欣赏者对作品的体察不但可以而且应该与创作者在创作时的基本步骤保持一致。 只有这样，他才能做到与创作者的感情抒发息息相通，并通过亦步亦趋的追溯，去读取作者丰富的情感寄寓。小编说说构建赏评话语吧，由于书法的抽象性和时序性特点，加上长期以来，人们不断地把诸如宇宙规律、道德观念、时代特征，以及个性、命运、修养、感情生活等精神内涵倾注到对书法的理解和赏评之中，从而形成了一个时代沿袭的超稳定话语系统。这个话语系统可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形式构成系统，二是意义构成系统。要进人这两个系统，欣赏者除了须在平时的欣赏训练中培养起对运动感、时间感、空间感以及联想的领悟能力之外，还须构建一套书法赏评的话语系统。
欣赏的结果必须通过语言来陈述，这种陈述不仅仅是口头或书面的传达，而且包括我们在脑海中对欣赏结果的陈述。为了有效地对结果进行陈述，须对术语进行规范化使用，这样才能使欣赏结果能够进行有效交流，而不仅仅是纯粹的个人体验。将欣赏过程中感受到的体验进行概括，归纳，阐释，进而储存，作为下一次欣赏的起点，这样才能将欣赏推向深人。而对欣赏体验进行理性清理，使作品与自己的感觉和思考之间作有效而坚韧地连接，就必须使用逻辑的力量。
中国传统书法赏评采用的是一套极富诗性色彩的话语系统。书法作品的评品，往往诗情画意洋溢其间，而阅读古典书法品评文章，如同在诗情画意中徜徉。这种“诗性语言”，构成了中国传统书法品评的话语特色，这就是“形象喻示”的赏评言说方式。传统书法赏评最早运用“形象喻示”的言说方式进行欣赏陈述，只是对书法的理想风格和艺术意象的形象性描绘，进而才运用于对书家的形象喻示，成为独具特色的批评、阐释和陈述方法。前者如卫恒的《四体书势》成公绥的《隶书体》、窦泉的《述书赋》，后者如袁昂的《古今书评》、蔡邕的《笔论》、卫夫人的《笔阵图》等。在《古今书评》中，袁昂运用这种言说方式形象地品评了古代二十八位书家的艺术风神。如评卫恒时说“如插花美女，舞笑镜台”;评索靖是“飘风忽举，鸷鸟乍飞”。
翻阅古典书法文献数据，将会发现这种言说方式很是盛行，颇受历代书法批评家的青睐，品评者相继不绝，“抑左扬右，望之若欹；兽跤鸟时，志在飞移；狡兔暴骇，将弃未驰。”(卫恒《四体书势》)用以形容草书意象俯仰有仪、动中寓静、静中寓动、动静结合的生命态势。又如形容王羲之书法如“谢家子弟，爽爽有一种风气”;形容钟繇的书法如“盛德君子，容貌若愚”;形容欧阳询书法如“金刚怒目，力士挥拳”等等，形象喻示为何有如此大的魅力？因为书家的情感外泄都源于自然，林壑泉涧、飞禽走兽、一草一木、 世间沧桑、万事万物都能勾起书家的情思。
清人阮蔡生《茶余客话》云：“古人名句‘蝴蝶飞南国’，‘池塘生春草’……皆心中之情，目中之景，作者当时之意象与千古读者之精神交相融合，一语出而珠圆玉润，雅俗共赏，不可以形迹理法讲求也。”
朱履贞也曾言：“前人传法，文字不能尽，则设喻辞以晓知，假形象以示之。”用自然之物来观照和解释书法似乎是最为理想也最容易被人们所理解和接受，也最适合对宇宙自然生命意味的描绘和喻示。此外这些形象喻示具象贴切，生动可感，节奏明快，具有诗句一样的形式节律，读来朗朗上口，闪现着诗意的光芒。可见形象喻示不在乎抽象的分析、详细的论证和理性的把握，而在于比喻传神，化抽象概括的认识为具体形象感受的摹状，其中充满了情感活动，本质上更接近艺术思维。运用形象喻示的言说方式进行书法赏评，不仅传神而且蕴藉。其传神之处在于一种生动的比喻形象往往有着强烈的象征意义，旨远事隐，含而不露。其蕴藉之处在于没有抽象和明确的结论，而是一种图景式的陈述。
喻体形象与书家的作品间有相似的一面，但又不完全契合，这便给书法欣赏者提供了自由想象的艺术再创造的广阔空间，把他们带人诗画般的神奇境地，启发书法欣赏者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审美感受，充分调动自己的想象和联想，去补充和再创造。对于传统书法赏评的诗性倾向，书法批评史上也曾有过质疑。唐代书法理论家孙过庭
《书谱》有云：“至于诸家势评，多涉浮华，莫不外状其。形，内迷其理。” 米芾《海岳名言》同样提出了批评：“历观前贤论文，征引迁远，比况奇巧，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是何等语？或遣词求工，去法愈远，无益学者。故吾所论，要在人人，不为溢辞。”
尽管他们对他人多有批评，但在自己的书论中，也不乏形象喻示和华美的辞藻。对于这个问题只能辩证地看，既不能玩“拈花示众”、“不立文字”禅宗式的潇洒，也不能做“扳倒树捉乌鸦”式的傻事。任何一种赏评陈述方式作为操作工具，都是利弊共存的，不可求全贵备。
参考资料《中国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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