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一头母猪平均每年只能提供15-16头商品猪，而在美国一头母猪一年可以提供28-30头商品猪，肉价怎么能不比美国贵一倍?”日前，中国工程院院士陈焕春在中国瘦肉型种猪育种方向与技术研讨会上表示，养猪总指望猪肉价格上涨行不通，要想办法从品种、技术等方面降低成本，这样老百姓也不会承受高昂肉价。
陈院士发现了中美两国猪肉价格的巨大差异，以及中国养猪成本的高昂。从一个养猪户或者一个养猪企业的角度来说，降低了成本，当然就有利润空间。但是，陈院士由此认为，养猪的成本决定肉猪的价格，责怪养猪的不应该指望猪涨价，却是不懂“养猪经济学”的表现。
中国的猪肉比美国贵一倍，从根本上说是中美市场供需决定的。从供给而言，美国的养猪成本的确低，但不只是品种、技术、设备及环境的功劳，国家补贴政策下粮食、饲料价格的低廉，以及规模经济效应，是更为重要的因素。从需求而言，受饮食习惯影响，美国市场的猪肉需求量小，而中国市场的猪肉需求量大。供需背反之下，猪肉价格的悬殊可想而知。
的确，养猪的确很难指望涨价。目前猪肉价格的稳定，某种程度上与猪肉进口扩大也有关系。中国进口猪肉大概20万吨，超过100万吨，今年估计更高。在一个全球化的市场上，哪里有利可图，商品就流向哪里，猪肉也一样。这种市场竞争，是一种迫使中国养猪产业降低成本的最佳机制。也就是说，养猪的比谁都想降低成本，可能并不需要院士来提醒。
进一步看，院士责怪养猪的指望价格上涨，就有一种“何不食肉糜”的意味。因为降低养猪成本，不是养猪的所能决定。中美养猪成本的差异，从根本上讲是养猪模式的差异，人家是1个人养1000头猪，我们可能养猪的比养的猪少不了多少。当然，我们也有一些养猪场，但总体来说没法和人家比。这种养猪模式的差异，又受制于经济模式和经济结构的差异。因为我们农村人口太多，地多人少，家家户户都在养猪———他们也往往只能靠养猪这样的副业来创收，不指望猪肉价格上涨又能指望什么呢?
城市化进程的滞后，导致了中国的养猪产业成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养猪的人力成本之外，在其他的诸多养猪成本中也可以找到根源。比如，农村人口多，农业的规模化种植就难以推行，劳动力密集推高粮食、饲料成本。在中国的生猪产业模式下，陈院士所说的疾病防控、设备设施，以及环境改善，都是奢侈的事情。中国的经济转型，大约也应该包括养猪产业的转型。但这需要加快城市化进程等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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