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器碑》（局部）
《礼器碑》立于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碑阳、碑阴及两侧均为隶书。作为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代表作，属平正端庄、俊峭宽博一路，历来被奉为隶书极则，是习隶的最佳范本之一；其用笔力注毫端，铁画银钩，锋利无比，如干将莫邪；以方笔为主，凝整沉着，强调笔笔到位，力主运腕，才能做到笔势开张，万亳齐力；有的字笔画细如发丝，虽瘦劲但不纤弱，极富力感，有的粗如刷帚，却又韵格灵动，不显呆板；尽管起伏变化，跳宕极大，通篇却不失和谐；波磔较其他笔画稍粗，大多呈方形，至收笔前略有停顿，借笔毫弹性迅速挑起，笔意飞动，清新劲健，气势沉雄，一些运笔和汉简有异曲同工之妙。
来楚生（1903—1975），原名稷，号然犀。别号很多，有负翁、一技、木人、非叶、楚凫、怀旦等，晚处易字初生，亦作初升。书斋名有然犀室、安处楼。浙江萧山人。书法拙中寓巧，草书和隶篆最为人称道。篆刻远师秦汉，近踵吴熙载、赵之谦、吴俊卿、齐璜等大家，而能不落前人窠臼，自出新生意，开创了一代印风。西泠印社副社长、当代书画篆刻大家钱君陶先生曾云：“来氏刻印七十岁前后所作突变，朴质老辣，雄劲苍古，得未曾有。虽二吴（按：指吴熙载、吴俊卿），亦当避舍，齐白石自谓变法，然斧凿之痕，造作之态犹难免诮，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能独立称雄于印坛者，唯楚生一人而已。”可谓最恰当的评论。
来楚生隶书远宗汉碑、汉简，近取金农，个性鲜明、风貌独具。来楚生博涉多家，且冶为一炉，最终致力于将简书的些风格特征融入到隶书中，极具独创性具体而言，间架主取隶书，端庄严谨，捺画和波磔宽厚夸张，气势夺人，则得益于简就此临本而言，忠实于原帖，敔作发挥，用笔奔放而具藏锋之妙。撇的收笔常重顿而迅翻，捷而有力。波磔的长短、轻重，富于变化。结体雄健骀荡，纵逸率真，字形错落生动而无浮滑之感，有高度的技巧和特色。
《礼器碑》的笔画粗细对比度大，来楚生无疑从中找到了“法门”。但要注意到，虽然看起来捺画粗重，却极尽变化，不能变成“一招熟”，形成习气。临作妙就妙在不仅仅做到厚重沉稳，还能兼顾飘逸、灵动，充分将原碑意蕴发掘出来，且有满满的金石味。从笔法上看，方圆并用。即使同样的方笔或圆笔因为切入点不同而虚实有变。临习时要选择弹性好的毛笔，二要握住毛笔的上半部，既要提得起，又能压得下，使笔画形成轻重对比。
临习《礼器碑》，可锻炼用笔能力，笔画、结体固然重要，但更要悉心领会其中溢出的灵气和蕴含的神采，力争把字写得正而不板、姿态优美、疏朗有致、古意盎然。在用墨的处理上也要讲究变化，一般在书写方笔时，墨色宜润泽，不宜枯燥，要注意笔画的相互关系，粗者所占地位较为重要，是整个字的主笔，力量也较为集中，用墨较重；细者处于辅助地位，用墨宜轻。从碑刻到墨书，应着眼于由粗细笔画组成一个有机整体，保持字的力度和气息不能散漫。当然，更重要的一点，临作已不拘于原作幅式，每行字数不等，随意错落，全篇则浑然一体，充满文雅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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