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都融媒体记者 陈晓红 文/图
，河北临漳北吴庄佛造像埋藏坑2895件（块）佛造像“横空出世”，为中国佛教考古重要发现之一。
今年8月6日至10月6日，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共同主办，河北省临漳县人民政府协办的“和合共生——临漳邺城佛造像展”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讲述邺城佛造像出土地的历史沿革、造像制作背景及出土情况，共展出各类文物171件(套)，包括自北魏至唐代的131件造型精美、技艺精湛的佛教造像精品。这是邺城北吴庄佛造像埋藏坑发掘、修复、保护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展示，也是邺城遗址考古的首次系统性展示。
六朝古都 邺城曾是北方的中心
“临漳邺城佛造像展”再现了邺城这个具有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六朝古都城市格局。
进入国博展览现场，最先展示的就是邺城考古队对邺城城郭考古发现的邺城风貌，这是整个展览的历史背景。多年来主要从事邺城考古的邺城考古队成员、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郭济桥接受记者采访，介绍了邺城遗址以及佛造像考古的具体情况。
邺城遗址位于河北省临漳县西南约20公里处，由南北毗连的邺北城和邺南城组成，是曹魏、后赵、冉魏、前燕、东魏和北齐六朝故都。在朝代更迭的兵燹中，邺城渐渐没落。到了明代，漳河河水多次泛滥，邺城城址大多被厚厚的流沙湮没。如今的邺城遗址，除金虎台、铜雀台等少数遗址仍呈现在地面上外，多数都埋于地下。
尽管邺城风华在风吹雨打中颜色褪去，人们依然遥想着曹操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当年曹操击败袁绍、攻下邺城后，开始逐步经营，受封魏公后，正式建都邺城，是为邺北城。曹魏时期，邺城已成北方第一大城市。
东魏建都时，以曹魏时经营的邺北城南城墙为北城墙，修筑了邺南城。伴随都城境域的扩大，邺南城外围还形成了阔达100平方公里的外郭区，规模胜于曹魏。自公元3世纪起，邺城一度成为北方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前后长达370余年。邺城昔日的辉煌蕴含着庞大的历史信息，引领着人们对脚下土地的认知，不容忽视。
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合作组成邺城考古队，开始持续在邺城遗址进行考古勘探、调查和发掘工作。经过邺城考古队多年来的勘探，邺城的平面布局、城墙等已经廓清。邺城遗址的考古发掘说明，邺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史上的天才之作。它是中国古代第一座具有中轴线的城市，汇集了后世都城建造的主要精华：中轴线、单一宫城和区划明确的功能分区。这些古代城市规划要素不仅影响了唐代的长安和洛阳，乃至间接影响到了东亚地区的一些城市格局，而临漳北吴庄佛造像的出土也为今后研究东魏北齐邺城的外郭城范围提供了重要线索。
邺城考古中出土的“陶砖”“瓦当”及经过考古测量后绘制的邺城城市示意图，展示着邺城丰厚的历史底蕴，彰显着这座曾经的北方大都市在中国古代都城规划史上的重要地位。“石函”及邺城佛教遗址示意图，勾勒出邺城曾为北方地区佛教中心的历史地位，为佛像雕造创造了条件。佛教在西汉晚期经西域传到中国，在南北朝时期进入兴盛期。北魏从道武帝开始信奉佛教，大多数皇帝都对佛教尊崇有加，下诏信佛礼佛。在北齐时，邺城作为王都，也成为了佛教的“心脏”。作为信仰的依托，佛造像大量出现。
郭济桥说，北吴庄佛造像埋藏坑的发现是偶然的，但也是与邺城考古队多年来邺城佛教考古工作相辅相成的必然之举。此前，邺城考古队对位于临漳县赵彭城村西南的一处巨大土丘进行抢救性发掘，地层关系和出土遗物显示，这里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寺院，寺院年代为北朝后期，经考证为近1500年前北齐武成帝高湛建造的邺都首寺——大总持寺遗址。该遗址是当时发现的中国古代最高级别的佛寺遗址之一。随后，邺城考古队在佛寺周边进行了持续近的考古工作，基本理清了佛寺范围和平面布局。
郭济桥回忆，1月，农历春节快到了，考古队基本结束了大总持寺的发掘工作，都准备放假回家过年，队里的留守人员意外地接到当地公安部门的电话，说有人在北吴庄发现了疑似古代石头雕像。该地点位于邺城考古队推测的东魏北齐邺南城外郭城区内，考古队注意到该地点内的一些迹象，决定先进行考古勘探，勘探后发现了佛教造像埋藏坑，鉴于该遗迹的重要性，遂开始了抢救发掘。郭济桥说，这次发掘也是邺城佛教考古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对应的是皇家寺庙的印记。
深埋藏坑 出土数量最多的佛造像
佛教造像埋藏坑地点位于邯郸市临漳县习文乡北吴庄东北、漳河漫滩内，南距漳河南大堤约200米，3公里外就是邺城都城遗址。在华北平原寒冬腊月里的酷冷中，邺城考古队开始了紧张有序的抢救性清理工作。5米厚的流沙被缓缓除去，流沙层下从唐时代起覆盖的土层被掘开后，一个南北长约3.4米、东西宽约2.2米，开口平面略呈不规则的土坑出现。
“很震撼。”郭济桥这样描述当时的吃惊，这批佛造像数量众多，相互间密集交叉叠压，多数残断散落，少数中小型造像较完整。“佛造像是一件件码放在里面的，码放得比较整齐，可以明显地看出当初埋放的人是带着虔诚和严肃的心态的，不是胡乱地填埋。”
郭济桥介绍，当时邺城考古队在北吴庄佛像埋藏坑进行的发掘工作都是可逆性操作，保证能现场再复原。埋藏坑深1.5米左右，在逐层提取标本的过程中，考古工作人员分工明确，全程记录发掘过程，对每件出土标本的提取都进行统一编号。经过全站仪定点测量、原始状况拍照、原始状况录像、专业人员提取、研究人员定名、保护性包装及核对装箱等步骤，为了最大限度保护文物表面的色彩、贴金等装饰，出土佛教造像都进行三层包装：第一层宣纸包装平衡空气中的湿度，第二层气泡塑料薄膜包装防止摩擦碰撞，第三层再加塑料薄膜保持密封状态。过于细小的碎片无法编号，都用自封袋整袋包装另行分类。深埋坑内的所有泥土也不能随意丢弃，全部成袋收集，留待日后水洗、筛选。
自1月10日开始，此次考古发掘历时16天，于1月25日全部结束。经勘探发掘初步判断，邺城遗址北吴庄佛像埋藏坑是一个专门埋藏佛教造像的不规则的方形土坑，共发掘出土编号佛造像2895件（块），造像碎片78自封袋，达数千件。
接下来的整理工作是紧张的。由于出土佛教造像表面的色彩遇空气后极易变浅，甚至脱落，考古人员需要在恒温恒湿的实验室里进行试验性处理和保护。另外，造像上的金箔装饰的加固、碎块拼接缀合，也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造像多数为背屏式造像，部分为单体圆雕的佛和菩萨像，题材有释迦像、阿弥陀像、弥勒像、释迦多宝像等，有题记的超过百件，绝大多数是汉白玉造像，少数为青石造像。根据造像特征、题记年代，这批佛造像初步可以断代为东魏北齐时期，另有个别北魏时期青石造像和个别唐代风格造像。
郭济桥认为，临漳邺城出土的佛教造像工艺精湛、造型精美，类型多样，题材丰富，大部分造像有较好的彩绘和贴金痕迹，充分显示了北朝晚期邺城作为北方地区佛学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的历史地位。造像时代跨越北魏、东魏、北齐和唐代，北魏晚期、东魏、北齐、唐代各时期纪年明确，时代前后衔接，为研究北朝晚期至隋唐时期邺城地区佛教造像的类型和题材提供了可靠的标本。
此前，大规模出土佛造像的考古发掘有三次。
1953年秋，河北曲阳县发现了修德寺遗址，共挖掘出土了2200多件造像及残件，材质以白石为主，有纪年造像至少达到了247件，包括北魏、东魏、北齐、隋和唐5个朝代，其中以北朝晚期的造像数量最多，出土文物属于定州系佛教造像。
1959年，山西沁县出土各类石刻造像2139件。这批佛教造像和石刻主要是北魏至北宋的作品，跨越北魏、东魏、北齐、隋、唐、五代十国和宋朝，历时近6个世纪，材质是砂岩。
1996年，山东青州市龙兴寺遗址窖藏坑出土佛造像400余尊，时代自北魏历经东魏、北齐、隋唐，直至北宋年间。造像大部分保留着原来的彩绘和贴金，石灰石、汉白玉、花岗岩等材质都有。
邺城遗址佛造像的出土数量打破了上述几次考古发掘的纪录，邺城考古队面对的，是目前所知国内出土数量最多的佛造像埋葬坑，它蕴含着的历史信息告诉着人们脚下这片土地的底蕴，足以成为邺城的年轮。
记者在国博展览现场看到，此次展出的石造像中有的手或足部缺失，有的被砸成数块，残损的佛造像在隐隐约约地讲述着邺城的往事。邺城考古队推测，这大概与中国古代历史上灭佛运动和佛像瘗埋制度有关。佛像瘗埋是佛教徒为了做功德，看到残像就收集在一起，规规矩矩地埋在地下，有的还在上面建塔。
郭济桥说，自发掘之后，邺城考古队一直持续进行出土佛造像的修复工作。这是个系统工程，经过多年整理、拼合，完成了200余件造像的修复工作。本次赴国博展览的就是这批佛造像修复、保护工作的阶段性成果展示，也是邺城遗址考古的首次系统性展示。据了解，邺城博物馆和临漳县佛教博物馆目前也保存有部分修复造像。
龙树背屏 佛造像的邺都样式
邺城佛造像艺术因政治、文化、社会风俗等因素的影响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变化，以接受、学习古代印度佛教为主，是佛教文化融入中国本土文化的重要阶段，华夏文明由此“兼收并蓄”“和合共生”。国博此次展览的展品主要集中在北魏至北齐时期，展现出邺城地区佛造像时代衔接有序、造像地域特征显著的邺都样式特点。
作为北朝时期北方政权的中心，当时的邺城集中了大量能工巧匠，他们因材施雕，赋予造像不同的神韵。郭济桥说，工匠和技术很难保证一定是当地的，但工匠在创作过程中所借鉴的形象模样一定会跟当地有关。考古队在整理造像过程中就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一尊弥勒佛像跟考古队的一名队员特别像，这个队员就是本地人，由此可以推测工匠在创作过程中是借鉴了邯郸当地人外形样貌的。
从材质上来说，邺城佛造像有白石和青石两种材质，风格各具特色。白石是邺城地区出土造像使用较多的原料，是当地特有的石材。郭济桥说，这种石材在当地很常见。在造像题记中有“玉像”“白玉像”等铭文，多指白石制作的佛像。白石的石质细腻，便于雕刻。此次展出的北齐的“弥勒七尊像”和“菩萨坐像”等，均利用了白色大理石温润洁白、质地柔软的特点，运用娴熟的镂空雕刻技术，是邺城佛教造像的巅峰之作。邺城地区的青石造像较少，青石质地均匀、硬度适中，以高浮雕与圆雕佛像为多。北齐的“弟子立像”“菩萨三尊像”的雕刻风格明显有别于白石造像，突出了造像服饰线条的变化。圆雕“佛头像”“弥勒菩萨头像”“佛坐像”“佛立像”“弟子立像”等，则尽显石雕之美，呈现中国古代佛教造像艺术的高峰。
展出的邺城佛造像中有北魏时期以褒衣博带为特色、饱含飘逸潇洒之神韵的造像，也有北齐时期以薄衣贴体为新风、充满温润内敛之气韵的造像，更有精雕细琢、极具地域特色和风貌的透雕“龙树背屏”式造像，展示出多元文化交融下的邺城佛教造像艺术魅力。龙树背屏的形式主要出现在邺城及周边地区，是邺城佛造像独特的题材，在中国古代佛造像艺术史上独树一帜。造像背屏为两株相交的菩提树构成，有的半圆形背屏上简略勾勒出树叶形状，有的则采用镂空雕刻而成。两株交互缠绕的菩提树树冠层叠镂空，上面还装饰有龙、塔、飞天、璎珞等，主要制作于北齐时期，雕刻技法纯熟，高超的技艺令人惊叹。此类造像有“坐佛五尊像”“坐佛七尊像”“康□珎造双释迦像”“弥勒五尊像”“双思惟菩萨像”“思惟五尊像”等，工艺精湛，类型多样，不少还有保存良好的彩绘和贴金。
从展览现场可以看出历史的脉络。比如以“梵像新颜”命名的一组造像，主要表现了公元494年前后邺城地区佛造像的类型与特点，北魏“谭副造释迦牟尼像”表现了早期北方佛造像的雄健之风。北魏永平三年（公元5）“张雄造观世音像”、北魏“立佛三尊像”呈现了北魏时期“秀骨清像”与“褒衣博带”的时代风格，展示出佛像中国化的鲜明特色。东魏时期作为从北魏到北齐的过渡时期，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造像风格和造像内容都出现了新的变化。东魏武定四年（公元546年）“王元景造弥勒像”中佛像面庞已渐趋圆润，造像背面出现了“白马吻别”的场景。“思惟菩萨”作为主尊开始出现，增添了新内容。东魏“思惟菩萨像”半跏趺坐于圆形台座上，背屏上雕刻飞天与倒龙，两侧树干上有盘龙缠绕，成为“龙树背屏”的早期样式。
造像题记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为了记录奉佛之功德，造像者往往会镌刻简繁不一的文字。此次展出的展品中，题记字数多者，涉及供奉者、供奉对象、供奉时间以及对现世和未来的美好祝愿，有的还会记录对佛教教义的理解，阐述佛教视角下的世界观、生死观。题记字数少者，仅记录下供奉者姓名及祝愿平安之语。造像题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思想倾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传统观念与佛教文化的融合过程。北齐“普弁造弥勒像底座”“昙晖造阿弥陀像底座”等，不仅记录了造像时间、造像者、造像名称等，还有为皇帝、国家、父母、师僧等的祈愿之辞，体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家国情怀。东魏武定五年（公元547年）“弄女等造弥勒像”题记内容丰富，雕刻精细，色彩保存良好，背屏背面浅雕有“白马吻别”场景，也是邺城佛造像极具特点的画面。
除了在国博现场看到的邺城佛造像实物造像外，配合专题展览，科学出版社日前还出版了《邺城北吴庄出土佛教造像》图录，图文并茂地展示了130余件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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